创新

对一个人诗风的保守倾向，我并不反感。倒是多年来喊得震耳欲聋的创新论调，应该警惕。真正大的创新，包含着某种基本的觉悟。这个觉悟自己会心急火燎地跑到笔头子上，往纸上扑，作者给它拖带着，只好跟它走。好的东西往往是新的，新的东西未见得是好的。创新论像是这样立论的；好的东西是新的，那么我们便去写新的东西；新的东西跟古人不同，那么我们当然赶上门去跟古人闹别扭。不管创新论在理论上取什么形态，它在实践上实际照着这个逻辑。这个推理有个错误，把“好”与“新”两个概念等同，或者把“好”来包含“新”。不消怎样细心也看得出，这两个概念只是相交关系，“新”的一部分可圈入“好”中，“好”的一部分可圈入“新”中；有某些东西既是新的，又是好的；不保证一切好东西都新，也不保证一切新东西都好。咱们日常拿浆糊粘断纸时便有这个经验，两片断纸只纸端一部分相搭重合。

“新”的便是“好”的，这个观念在近代极有势力，它也隐含在一切自然、社会、生物的进化论里。仔细想来，它是我们本性里自大狂膨胀的当然后果。我们下意识地相信自己最伟大，能做得比前人更出色——自大狂可不是什么难事，三岁小孩都指着自己的鼻子说“我老子、我老子”的——当然，照自己比前人行的逻辑，后人也一定比我们更行了。可是，我们从来只为自己超过前人而得意洋洋，一点儿不为后人要打倒我们而惭愧；我们论前人时，忍不住流露出暴发户的狂妄嘴脸，拿当代的见识去苛求、蔑视古人，而谈到后人强过我们，却拉下张赖皮嘴脸，振振有词地说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时代没发展到那一步，不能强求我们；这个不平衡、不贯通的心理感受暗示出，“后胜于前”论调无非是本性里“己胜于人”成见的化妆形象、理论形态——不过自大狂的那幅老脾气而已。“进化”一个字眼有点儿势利眼，它只对具有“我、意识、感觉”之类的主体才抛媚眼，对无知无觉的东西它翻白眼；换句话说，主体无知识，“进化”便无意义。“进化”是个价值判断，而不像“变化”那样，只是个存在判断。自然可以由简单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但是自然本身没有“我”，没有类似“心”一样的感受性，对自然而言，自己的结构简单抑或复杂，那全然无关紧要、无有好坏的；由简变繁，不过是变化，不必是进化。老实讲，我们觉得它是进化，不过由于我们自己极其复杂；恋爱者会爱屋及乌，自恋者也会“爱吾及屋”，跟自己相连带的东西都看得无上美妙。假使我们不是人，而是只草履虫，差不多一定会把简单悬为进化的目标。自然的演化，对尚能生存的动物，固可算进化；即将灭亡的生物当会另有见解，视之为退化，退化得不允许自己生存了，或者只好埋怨自己在退化，没法求得生存了。只要“死”还是不可回避的事实，那么，自然、人类、个人必定存在着退化，因为“死”便是退化的最末结果、最终状态；无论怎样利口雄辩，也没法起死回生，把“死”讲为进化。神秘主义对“死”大唱谀词是有前提的，它们预设有某个东西会不死——譬如我们的感受性——而以更高的形态活着，尽管闪烁其词，它们的“死”无例外是变形加工、变本加厉的“生”。咱们没有那个预设，也跟着它嚷嚷，便像穷人跟着富人抖阔，未免太傻，既暗于知人，也昧于知己了。如果热力学第二定律不给推翻，熵只会随时间增大，能量只能由可用向不可用转化，那么，对一切生物而言，宇宙整体进展只好算退化——不管这个过程里，局部会出现多么复杂的生命组织。

“新”的便是“好”的这个观念，源于我们的自大狂。近一两百年人力大为扩张，欲望所以愈加推进，这副腔调当然跟着跑得欢，撒起野来无所顾忌的。文艺不是世外桃源，免不掉受它侵蚀；而且，大半观念的文艺腔还老爱逞能，跑到实际进展的前边去喝道、开路。不过，我们得老实承认，新的未见得是好的，新旧不是判断好坏的基本标准，更非唯一标准。历史上留下来的好作品，常常在当时算新，但是，我们无妨推测，许多新的坏东西在当时便短命地给淘汰了，等不及向咱们露面——咱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可做旁证，从前风行的所谓新，大半因为粗劣而消亡，能站住脚的简直寥寥无几。有些写作上的创新家，我们也评价他“有得有失”，甚至“失大于得、得不偿失。”在好与新这个问题上，最有利于新的讲法顶多是：新的好东西比旧的好东西在阅读上刺激更大一些。当然，咱们不能学跛子走路，同时也该相对地说：失败的新东西比失败的旧东西更叫人不能接受；爬得高便摔得重，并且，爬得愈高便愈易摔跤。

创新论的那个推理，还留着一个基本缺憾，忘掉了好东西往往跟作者自己血肉相连。向古人别扭的东西，固然不是古人的，可也未见得便是自己的，它也许像那无家之狗，没主儿的。失掉跟作者的联系，它能否成功，便很可疑。跟个人生命贴近，并非好作品的充分条件。单单作者感受至深，未必便写得出佳作，因为才华、技巧各有高下，好些人比方吃黄连的哑巴，肚里再苦，口里讲不出。跟作者个人生命贴近，甚至也算不得佳作的必要条件。像一切其它产品，文艺品也可能造假，不过有些假造得像狼披羊皮，落目即辨，有些像人面兽心，表面看不透，这同样因为才华技巧高下有别。造假并非决然不可能成功，确有人像吃蜜糖的政客，假话讲来甜得人死。文艺具有两面性，它既是作者展示自己的屏幕，也是作者掩饰自己的屏障——不管他是无力展示还是有意掩饰。我们没法直接进入作者的感受，而只能隔着语言的屏幕或者屏障去眺望它，所以肚里吃黄连的哑巴会吃亏，口里滴蜜糖的政客会得益。跟作者生命贴近，不是好作品的充分、也不是必要条件，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逻辑理由把二者关联起来。但是，依然有极强的理由。有了深感受便必定出好作品的概率固然不大——好作品的比例总是小的——而造假出次品的概率却无比地大，出好货的概率微乎其微。我们依然可以而且应该说：好作品根源于作者的个人生命。故意向古人别扭，便踢开了这个根源，它立足点在古人，而非自己，作品也便未见得是作者自己的。没有作者的作品，也许像没有后人的孤魂野鬼，最终不会给人记住；作者给它署名，也像是剽窃了——成天忙着写那号作品，实际也有与剽窃相同的心态，他只要名，而不管东西是不是自己的货。

时代越在先的古人所定大判断，往往越加概括了人类更共通、更浅近的心理层面，投靠它比故意反叛它，贴近作者自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。比如《诗经》所定“劳者歌其事，饥者歌其食”这个基调，迄今依然可以覆盖很大部分作品，处在最基本的层面。只要类似劳饥这样的痛苦、不满足还是人类的普遍状况，你投靠它，背离你自己的几率便较小。把文艺史看来，时代越向后，作品的个人特别性便越见突出；好比一条人人都走的大路，出了街便分成小岔，向着各个村落、各家住户细下去。只有你确有个自己的家、非回去不可，你才会循一条私人的羊肠小道走；否则，不如在大路上逛逛，看看街景、跟大伙儿聊聊天为是。不可否认，一个写作者有本能的创新冲动，比如，他不甘心照抄古人的旧句，巴望把从前没有的意思写出，把从前已有的意思写得更为跳出。否则，写作也就是剽窃，作家无妨取消，找些抄写员便够了。不过，这种创新可以只是小结裹意义上的。真正大判断的创新，那非得有整个感受世界方式的颠覆性变化——我们不提它的社会背景——它不是文艺本身的事，也是不可强求的。那种新觉悟好比足月的新生儿分娩，胎儿自己要冒出来，作者被迫放他一条生路。肚里没怀孕你想生也生不出，肚里有了孕你想忍也忍不住。古人有“忍死”相待的佳话，也许“忍死”还有一小段时间的可能性，“忍生”似乎古来的妇女都没做到过。大创新是给逼出来的，不是去求来的。在文艺之内强求它，有点儿像男人赖在产房里打助产针，定要生孩子了。文艺历史异常吝啬，向来只把这个罕见的荣誉颁给绝少几个人；一个写作者也许该保持适度的自知之明，对那个胎儿采取坐守的、顺其自然的态度。他要求的不必是创新，而是古希腊名言所谓“认识你自己”，在写作上认清、识透他的自我——在心态上也认清、识透哪些在自己本份之内，哪些是非份之想——至于那个“自我”是不是真有、有多大价值，即便不甘心，也只好忍心、省心地交给别人、诗史去审判。审判未必公正，很可能给你造个大冤狱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你的一切上诉都不会受理的。一个写作者来搞投机，虽说其心可谅，终觉其事不必。

古人创新时，打的招牌很奇怪，往往恰是“复古”；批评家常只指出复古实际是创新，而不大肯追究为什么创新名义上会叫复古。这个现象流露出与今人不同的心态：他们相当审慎，对传统保持着敬意，对自己保持着清醒。今人把创新这根鞭子死劲儿抽自己屁股，强求太过，这无非表示出、同时也逼迫得自己心浮气躁、急功近利，不分东南西北地乱跑——并且已经带来恶果，不辨方位当然会不知所归，乱跑的结局当然是乱套。正因为这样，抑制创新论才显得必要。也许在另一种文艺氛围里，提倡创新更为对症。今天这时代，创新论调和创新实践早都像出天荒的炮仗，或者出天花的麻子，响得、铺得满天地了。可是瞧那些创新论的叫喊家，口气那样像战斗檄文，神态活似百万军中冲杀的孤胆勇士。冷眼人旁观，不免替他痛惜，因为周围全是他的同伙，敌人一个没有，真浪费掉他那条喇叭嗓子、那身英雄气慨——躲在后方呐喊为国捐躯，那当然是顶见勇武、又无危险的便宜事。这时候大谈创新，不过向大家坦白自己知识上的无知、理论上的无能、以及个性上的无特操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