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名句

毛泽东做过一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（一九二五年）：

“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。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怅廖廓、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携来百侣曾游。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曾记否、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？”

这首词上片写景明晰俊快。歇拍“怅寥廓、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足称名句。虽说前边写了一大堆自然景物，有经验的读者都会感觉到，这一问并非屈原《天问》那样的“问天”，而是孔子“伤人乎，不问马”那样的问“人”；“谁主沉浮”的“主”，不指造物主那个“主”，而指唯物史家所谓“历史的主人”那个“主”——毛关心的是人类这个世界由谁来把握。旧诗的常用语“江山、天下、大地”等等通常都是“国家、人世”的代用语，尤其联系到“主宰”这个问题时。这个句子特别打眼，气势恢宏，寄慨远大，极有撼动力。无怪文化大革命的小将们爱引用它，而且回答说

“我们，我们，毛主席的红卫兵”。

对于那些有创造历史的自信心、干预历史的狂热劲、甚至蔑视因而戗戮历史的狂妄病的人，这句尤其拍合他们的心态，产生煽动效果——俗语所谓“搔到了痒处。”当然，另有些人看了也许不高兴，就是那些正在把握、蹂躏历史的人，譬如当时的统治阶层。他们知道毛的身份、毛所干的事业，再听他这样讲大话，定会紧张得跳起来——俗语所谓“碰到了痛处。”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听红卫兵喊那句口号，也一定心痛、头痛。从这些文学或者非文学的反应里，可以看出这句词的品性和魅力——尽管文学作者应该维护文学的纯洁，可是，明眼人也该承认，文学性自身并不纯洁；这也是个叫人心痛、头痛的矛盾。

毛这个句子在社会、历史上很有意味，可是专就词技——相对历史渺不足道的词技来看，它格调苍莽，跟前边的写景不大合拍，笔力之重，又使效果稍嫌突兀。如果下片处理得当，这个毛病不必吹毛求疵；可是，读完全词之后，我们感觉下片压不住这个好句子，叫人不由惋惜——既替这首词惋惜，也替这个句子惋惜。整首词负担不起这个句子，就好比女人怀了个过大的胎儿，反受胎儿的拖累，有了这个句子，词通体便压得变形，不很匀称；这个句子也好比女人遇人不淑，嫁错了人家，我们只愿跟她个人有私交，看看她的端庄品貌，而怕跟她那乱糟糟的家族来往。这个问题呆会儿再细谈，现在先观察一下这个好句的特点。

写词的烂熟套路，上片一个意义群落，下片另一个意义群落，譬如上片写景，下片抒怀，便是个经典的模式。这首词正现成地套用了这个模式。“怅寥廓”一句便是关纽，把词从自然景物转入人事，也把写景转为抒怀。它承上启下，从逻辑上讲，本该属于下一个意义群落，惯常的写法，它大半会用作下片的头，可是毛把它用为上片的尾。然而它是个问句，假使后边所写是对问句的回答，那么，问与答又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两个段落，心理习惯允许问、答之间有那么一条间隙、中歇，留为期待、思考的余地。陈述句、祈使句、感叹句都很保守，有点儿死心眼，它们的意义局限在句子本身之内。疑问句却是开放的，并不自封自足，它不仅占有自己的意义空间，还要逸出其外，好像花，会向四周散出气息。一个人读到疑问句后，心理也会留出足够的地盘来容纳它的余韵。从词的结构上讲，上下片各成段落，上片的结束，正是阅读的一次歇肩换气，因此，把“怅寥廓”那个问句用在上片之末，不但无妨，而且天然合于词的节律。可以做个试验，把下片的“携来百侣曾游”一个意思提到上片末，譬如写成“忆往昔、与少年百侣，慷慨曾游”之类模样；下片再叙“书生意气”等等。这种写法同样的接起上文、领起别意，然而，我们终觉得有点不相贯通，一个好好的意义群落给分断了；就像毛那时代的革命者给枭首示众，尸体掉在地下，而首级高悬在城门上，天遥地远。缘故是，“忆往昔”那样的句子不具备问句的特征，它本该与下片更为亲密，可是给上下片之间那段空白阻断了。假使改写成“怅四顾、问人间谁记，少日狂游？”虽然意思功用完全一样，我们也觉得协调些。此外，一个含蕴的好句子用在歇拍，最是聪明之举，正可以利用后边天然的空白让人细品，不会赶着逼着人去读下文，把它错过了。好句如果同时又是问句，不消说，一箭双雕地捡便宜。

上片之末来个问句，也有点儿像传统章回小说的一个惯技，作者写到惊险处，忽的闭嘴收场，卖个关子：“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”吊起味口，使人期待下文。不过，词不是讲故事，不以情节取胜，它的阅读节奏比小说也慢得多；它甩的包袱不至那么戏剧化，勾得我们抓耳搔腮，飞跑着要去抢下文；它只好像叫后边的内容先来报个到，离正式上班还早。它当然使我从们心里存个疑问：“谁呀，谁主沉浮呀？”

如果那个问句不那么强烈地暗示人世，仅仅作者看见眼前景物，对自然界发生哲学兴趣，疑惑是谁在主使它们，那么它便只相当《庄子·齐物论》所谓“夫吹万不同，怒者其谁”——如果是这样，它只是眼下景物在心理上的提升，可以算为上一个意义群落的一条翘高了的尾巴，作者无妨只表示疑惑，而不给出答案。可是，本词问句已经从纯粹的观赏物景转入人事上来，这便没给下片留下旁鹜的机动，限定下片非得作答。否则，我们怎么也想不透作者为什么忽然转到人间的主宰，又蜻蜓点水似的立即把它抛开。避而不答，第二个意义群落便只露了个头，没有身子，不成整体，词也便拉扯不着边际了。好比火车头既已开过来，后边的车厢没法别走他路，非得跟上。看来，毛也没打算顾左右而言他，的确在借后片作答卷。

词里的“思想”

对这个答卷，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述。首先，撇开词学，单当它是数学试卷，那么该查问的是：回答对不对。

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，毛对自己作品的英译者解释过作品中的一些词句，谈到“怅廖廓”那句时，他这样讲：

“这句指的是：在北伐以前，军阀统治，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？”（见《毛泽东诗词集》二五零页《对〈毛主席诗词〉中若干词句的解释》）

他对这个句子内涵的解读，跟我们前边所讲合拍，不过用的他那一套行话。下片是他的回答，当然不便用政治切口，得换诗词腔调。他写了一群包括自己在内的“少年”“书生”在“指点江山”、“激扬文字”，给我们造成这个印象：主宰天下的便是他们。如果另有个军阀来补做下片，他也许会反对说：主宰天下的该是自己，而毛们该当为暴民处斩。如果更有个觉悟了的工人在旁边听见，可能起而反驳说：创造历史非我莫属，外国的马大胡子都做了经济学论证的。所以答案很像数学方程式，可以允许多个解，但看它的初始条件是什么，由谁来作答。即便只有一个回答在真理上是正确的，那也无妨，至少在词学上无妨；词学只要求回答者按格律、句式、理脉来讲清答案，便算及格。

分析答卷的另一个角度是：毛的回答是否合于他自己的思想实际；我们不问他讲的是不是真理，只看他讲的是不是真话。

照我们的成见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为主沉浮的是工人阶级——不过，假使我们这样讲，毛定会跳起来争论。为了反对这一点，他跟党内领袖发生过多次冲突，费过许多力，吃过许多苦的。时髦的洋马克思主义者觉得他那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太土气，而他觉得时髦的洋派太迂阔，不合国情。他是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出身农家，对中国和农民深有了解，写过《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的；讲到中国的主宰，他至少会在工人之外，再加上农民——假如他不直接忽略掉工人的话。特里尔著《毛泽东传》载：二四年八月，毛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；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，他讲的很少的那点话便是农民问题；接着他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，八月他成立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，党员为三十二名农民，十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学员中湖南学生占到百分之四十；二六年一月他表述了新的思想：“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”；二六年九月他发表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》，口气果断地说：

“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方阶级之特权，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。”

中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——这是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最大的贡献。当然，这个革命还并非马克思所讲的那个阶段的革命，而只是旧的民主主义革命。我们可以相信特里尔的话：毛这个至关重要的思想是“二五年在湖南时已经形成了的。”

《沁园春·长沙》正写在二五年秋，他寻到新思想、新道路的激奋心情中。我们有理由期待《沁园春》里，毛会打起他刚造好的“农民”新旗帜——至少“工农”旗帜——象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所做的那样。可是他竟没有，而只写了一群学生。也许该说，他的回答跟他的思想相左。不过，问题没有那样简单。

“思想”一个字眼涵义含糊纠缠，有时不能行笔带草地滑眼看过。譬如，毛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，这当然是他的思想；可是，一个人为什么接受这个“思想”，也透露出他思想另一个侧面甚至层面。据说实用主义有个比喻：人类思想就像一座大厦，各家各派的思想家抱着他的思想分居各个房间；而实用主义就像这大厦的公共走廊，无论谁的思想，想走出大厦来到人世，对社会发生影响，都非得经过这走廊不可。思想可以不直裸裸地谈功利和实用，然而，人类选择哪种思想是受功利、实用支配的。假使这个支配不是绝对的，至少是主要的。在实用主义者看来，他的思想便是关于人类如何对待“思想”的思想。“真理是有用的”，这句格言有人并不同意。当然，真理对人类可能无用，可是，至少人类只选择有用的真理。不但一个社会选择思想基于功利，个人接受思想同样把功利做尺子。日常生活里，出于利益的盘算，人们随时选用一个道理来为自己的行为找根据、作指导；一旦情形变化，利益的风向转了，他会见风使舵，选用相反的道理，而毫不觉得自相矛盾。例如做老百姓时恨民主稀薄不够，大家最讲民主；爬上官位立即感到民主泛滥成灾，大家——当然不是讲“专制，”而是——讲“集中”。甚至地位不变，向上级呼吁民主，向下级爱好独裁。古代士大夫有个典型的两面派策略，他得志出仕时满心的孔孟之道，一旦倒霉遭贬，便满心——至少满嘴的老庄佛氏，把前者来支持自己的功名之念，把后者来抵消自己的失望之感。前边提到有人不同意“真理是有用的”，这个态度当然可能出于学理上对这句话的不信任，但是也很可以出于别的考虑：他怕同意了便显得自己只知道实用，一身的市侩气。他把存在判断与道德判断搅在一起，深恐别人从这个存在判断来对自己下道德判断。不接受“真理是有用的”，固然是他的一个“思想”，为什么不接受它？这也暗示出他深层的思想。这些只是功利把握人的最粗浅层面。那些想在历史的长河里弄潮的有志之士，非得挑选一种他自以为能指示历史方向、推动历史进程的“思想”，作为依托；好比渔民出海得看气候，否则大有危险。他们不但不愿意落伍于时代、不满足于跟上时代，甚且要领导着这个时代。很容易看出他们身上功利态度：他们对权力、声名、以至死而不朽有强烈的欲望。他们当然会辩护说：自己的选择是为大众的幸福，因为自己所选的“思想”正是着眼于大众的。也许他的选择事实上有益于大众——那么，我们便真该庆幸——可是，这跟他的功利态度并不必然矛盾，打着大众功利的旗子，自己的功利便从旗底下侧身子偷渡过去了。而且，客观上大众功利是很可能与自己的功利矛盾的，一到这时候，好些领袖便给自己的功利箍着，忙不迭地把大众功利丢进垃圾堆里去了。老实讲，历史的一个内在动力，便正是这种功利、欲望。自从精神分析学说昌明以来，想要抹掉人本性里的自我中心与功利，我们得花费更大的诡辩、谎言力量。一个人与他所接受、崇信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、隐晦，那个思想自身并不能涵盖这个关系，正好比理发师是专给别人剃头的人，可是他自己的头不能由自己来剃。人们为什么挑选那个“思想”，暴露出他思想的另一面、另一层。毛不可避免地受着权力之欲、声名之想的支配，他后来的政治实践也一再表现出这点。晚年时候，他见外国人，常常不由自主地不谈政治，而谈生死，讲死亡是自然过程，讲唯物主义不相信灵魂不灭；也显出他对死亡的恐惧，对死而不朽的企望——我对他的心理深为同情，老由他想到《左传》里的一个人，像是赵襄子——好些人出于各种目的，要把毛捧为神，因而对毛的声名、权力、不朽欲望讳莫如深。我们觉得这些欲望只是人情之常，没什么不正常、好指责的。可指责的倒是，毛时常给权力欲望过度地摆布，把大众都丢到一边去了。

毛在这首《沁园春》里回答“谁主沉浮”，不说“工农”，而抬出一群少年同学来，使我们若有所悟。“携来百侣曾游，”，百侣不过陪衬，主角是携百侣的“我”；即便把那群少年同学看为一个整体，也只是“我”的一个群像；即便把突出的“我”抹掉，所写整体仍然能代表“我”。这个小我或者大我，总之不是工农；当然，他们可以成为发动工农的主帅。“指点江山”、“中流击水”——我们不由记起“中流击楫”那个故典——都是文艺传统里创造历史的典型意象。把这些情况合起来看，毛在这里压制不住想要表露的，是他个人创造历史的豪情壮采，而不是对“哪个阶级”主沉浮的冷静回答。毛平生的思想，都从不视“少年同学”那样的知识份子为一个强大的阶级，把他们置于工农力量之上；相反，像好些古代农民起义，他倾向于压制、贬低知识份子。毛的回答，看似违背他的马克思主义“思想，”实际不然，他不是从这类“思想”的角度来答话的，他不曾背叛，不过背向着那个“思想”，一时间看它不到而已。毛不合逻辑地没按自己信仰的“思想”答话，这个叫人惊讶的错位，倒是叫人惊喜地揭示出他思想的另一个不常外露的层次：他个人创造历史的激情，大合心理逻辑。“怅廖廓”那一句只提供了一个富于思想包容、情绪色调的暗示意象，无论它实指的是“哪个阶级主沉浮”，还是“哪位个人造历史，”都跟意象的暗示不相悖逆，恰相拍合；因为那两个内涵在文学和心理学上密合一致，不管在思想上可能有多大区别。我推测有两个可能。一，毛写那句时，心里所感受的实际便是个人创造历史的情绪，而事后感到这有“野心”之嫌，力图掩饰，才把它讲为“阶级”。二，毛写时便指阶级，而到下片他跳开了。他刚寻得革命新道路，激起个人雄心，那么强烈的豪迈情绪，不由把冷静的回答顶到一边去，顾自喷发个不歇。所以我们看到下片那样地兴高采烈。由于那个问句可以兼容两种内涵，他心理那一跳便非常自然，不会引起逻辑连贯感的抵制。联系到他从前在长沙念书，词的脉络又是由眼前景想起旧游事，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更说得通些。无论哪种情形，毛没有回答“阶级”问题，只表露了“个人”情绪。他这个也许自己没不乐意的流露，好比密室的裂缝漏出了灯光，越加耀眼，引人注目。老实讲，看了这首词，我们觉得他更可亲近了，他还算得人间的人，并非人造的神。

对毛词下片的另一个评价角度，是纯粹词学的。虽说它更贴合鉴赏的本职，倒不消化费多少口舌；这条正路短得很，几步便跨得完。

无论毛在下片的回答正确与否，合于他的思想与否，这个回答是借助词这体裁讲出来的，它会运用词的技巧，最终也构成词的艺术效果。我们读了“怅寥廓”那个气宏笔重的句子之后，再读下片，便觉没劲。好像碰见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不免大为耸动，凝神聚气地一拳打去，结果打中的并非麻老虎，而是只纸老虎；我们的心理扑了个空。下片笔力风格都显得轻飘飘，完全压不住、承不下那个好句。尽管他用的许多似乎昂扬、慷慨的陈词滥调，譬如“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、粪土万户侯、中流击水、浪遏飞舟”——这些景象本来是豪放派爱请进作品里的常客，可是比较那立于“寥廓”、向着“大地”发的“苍茫”大问，尽成为泥人纸马，不经一搠。我们知道，常客必定不是贵客，再尊贵、珍贵的客人一旦来的次数多了，数见不鲜，也会降格得稀松平常，我们对他，不再重视。读词时，这些习滑用语也构不成审美的重大刺激。在连年累月、连篇累牍的滥用里，这些词汇已经磨损了，感觉也给它磨钝了，它像经千年流水打磨的卵石，没有圭角来刺人，感觉也生出老茧，不再会给它刺痛。这也是毛词吃亏的一个原因。可是，即便这些词汇还是头次上市，也卖不起“苍茫大地”那样的辣价钱。词的下片显得狗尾续貂，不相匹配，整首词也便头重脚轻，好像胖子跟瘦子玩翘翘板，下片给翘到半天云里，落不下地。我们对身体部位的偏向一向是重头轻脚的，艺术品却有点儿重脚轻头。假使一首词不是头重脚轻，而是头轻脚重，那便无人敢有微词了。跟着词读下去，感觉它的声音愈响愈大、情感愈转愈深、笔力愈下愈重、词意愈出愈奇，那是词家所梦想的大好事。反之便大非妙事。倘没有那么重的问句，这首词固然因此减掉它的点睛之笔，可也落个通体匀称；有了它，词就像害甲亢，只一双大眼睛突兀地鼓出了。一个好句会成为通篇匠弊病，这是文艺里顶叫人头痛的问题，对于作者和读者，都像俗语所谓“猴子捡了生姜，吃又辣不得，丢又舍不得。”

下片比上片虚弱，似乎是毛的慢性病，不时发作。譬如接下来一首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。上片说

“茫茫九派流中国，沉沉一线穿南北。
烟雨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。”

写得非常之好，小词这样大声镗鞳，叫人想来辛幼安、陈其年、顾贞观。可是下片说：

“黄鹤知何处，剩有游人处。
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”

一落千丈，比了上片，不是“逐浪高”，简直是风止浪息了。他末句想挽回颓势，便拼命地使劲，就像低嗓门偏要唱高调门，憋着喉咙喊，愈见力气不足，古人讥刺学苏辛不成的所谓“叫嚣”，便正是描摹这种窘态。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与此类似。上片

“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？雨后复斜阳，关山阵阵苍”

很好。下片

“当年鏖战急，弹洞前村壁。装点此江山，今朝更好看”

又比不上前片。

我们在《沁园春》里也看得到毛词的句意密度很小，比方下片“恰同学少年”以下六句，竟只是一个层面的一个意思，太浪费不赀了。而且六句中几乎没有提供实象，全是浮夸、虚飘之词。整个下片只末句摄进来一个切实的画面。当然，即便通篇不写实而只发议论，也不足以构成缺点——想来毛不同意这个讲法，他会嗤之以鼻：“不懂形象思维”——可是，议论里有着着实实的意思，还是只有空空疏疏的套话，这依然可算作充实与虚浮的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