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李及其他

据说，毛泽东最爱读的诗人是唐代的三李：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。古代偶有人把三李并称，我忘掉是谁了，也没留意内行的批评家是否曾这样做过。清代的金学莲跟毛泽东有同嗜，他的集子名便叫《三李堂集》。三李风调相距很远，要从中看出共同的倾向，那是非得有些特别视力的，戴近视镜怕还有点儿为难，非望远镜不可——否则没法越过他们风格之间那样辽远的空间。当然，三人同姓，不过，因此便扯在一起，那只算得谱牒学，无与于谈艺了。

李白有口气豪壮、气格飘逸的一面。他跟李贺确可相通，譬如奇妙的想象力。不过，李白的想象瑰丽，李贺的想象奇诡，李白如天马行空，李贺等于磷火在坟墓间幽森处彳亍，性质大不相同。像一切浪漫主义，他们都爱写空虚不实之物，然而李白多写仙，李贺多写鬼。李白叫人飘然欲仙，李贺好些诗，真的叫人毛骨悚然如见鬼。古今通常也用仙才、鬼才来品目二人。李贺的体势迅捷，与李白的飘逸类而不同。李贺好用沉重、坚硬、尖利的字眼来写物，然后把迅捷的体势忽的强加给这物，使两个特点反衬得越加突出。李白没有这种习气。至于字面上一个好镂金刻玉，一个崇尚清水出芙蓉，那更天遥地远。

李白跟李贺可以沟通的地方，李商隐正缺乏，前两人谈得热闹之处，李商隐冷在旁边一句插不上嘴。实际李商隐也常用传说，不过，他的兴趣似乎大致局限在情爱一个侧面，也像无意细写虚无的人物，而喜欢摘出里边的人名物象，给自己的作品染些气氛、添些摆设，助些情调。他跟李贺相近，都注重词藻，不约而同向齐梁认远祖，可是处理方式迥异。李贺把艳丽的词藻夹在野性十足的词藻、笔法中。据说在西方，有人初见现代派的画作展在古典作品中，发表观感道：像一匹野兽闯进一群美女中间，“美人与野兽”一个短语因此在画坛上颇为流行。李贺对待艳丽词藻的手法有点类似，他像在演马戏，把一个美女拖过一群野兽中去了——这些野兽还没经驯化的，张着血淋淋的大嘴巴。李商隐没有那样粗暴，他像在选美似的，只请美女跟美女作伴，把她们聚合排比，创造铢两悉称的细腻效果。虽说两人同样从齐梁那里偷了东西，不过好比分得先辈遗产，各人拿来做不同的投资历。李贺巉刻，李商隐也讲究雕琢，然而目标正相反对，李贺要的效果是尖利突兀，李商隐只巴望打磨得细致温润。李贺有名句说“踏天磨刀割紫云”，他自己的作风便像磨刀匠，想把那把刀子磨得锋芒毕露；李商隐有名句说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，他的作风也像磨玉匠，想把玉磨得烟柔露润。这两个句子都可以现成地套在作者自己头上，当他们的标签的。前人爱讲李贺“生”、李商隐“熟”，都与他们这些特点有关。李商隐才具颇宽，模仿杜甫、韩愈，都很成功。他也有几首向昌谷学习，不过，这不是他主流的风格，甚至所学的，也并非李贺迅捷、坚硬、奇诡的那最突出的一面。我顺便提到，对李贺诗最中肯的批评，出自钱锺书《谈艺录》——读过钱锺书作品的人定该注意到，我常从钱氏那里偷东西。我有时并不坦白哪些是赃物，因为偷的东西太多了，一个惯偷未必记得赃物的出处，而生计大半靠偷窃来维持的人，甚至未必时时记得那是赃物，只以为是自己的家常日用。

毛泽东自述他偏爱豪放，而不废婉约。李商隐最有代表性、影响力的作品，像《无题》一类，该算诗里的婉约派。毛泽东的创作，没怎么受到李商隐的影响，他对李商隐的爱好，也许像白居易对李商隐的向往，原因不出于风调相近，恰由于相隔太远，他自己写不来。李商隐诗情感的缠绵、意旨的晦涩、字面的华丽，与毛泽东针锋相对。他注重用典、句法，而毛泽东绝少用典，更不重句法。李商隐在后代很有势力。整个看来，诗的传统里笼罩着整版的男性气息，而李商隐却特别女性化，写得温情、肉感；他成功地记录了企慕、追怀爱情的悲伤和惆怅；即便内容不关于爱情，诗的特质也常拍合女人、爱情那股调调，在旧体诗中突出打眼。一个人可以没有太白、杜甫似的特别遭际和情感，因而读起他们来不觉得贴心动情；可是无论什么时代，爱情总是人性不可或缺的基本层面，李商隐那种情调也始终有市场。现代的爱情跟古代区别不小了，可是当代还把李商隐的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一首做词来配曲传唱，成为舞厅的常备曲目；舞厅是当代的爱情基地，这其中可见消息。荣格曾讲到抽象的普遍的女性原型——阿尼玛，我不知它的究竟含义；不过，李商隐在旧诗里也建立了一个极富代表性、象征性的女性形象。人们可以不学他的诗，而无妨爱读他的诗。毛泽东爱好李商隐，也可能只是这种纯粹读者而非作者的爱好。我推测，私底下喜欢李商隐的人，可能比台面上推崇太白杜甫的不会少。

李商隐所效法的大家里，杜甫也跟毛泽东隔膜。毛泽东只偶尔引用杜的句子，比如《蝶恋花》里的“狂飙为我从天落”，即是杜甫《同谷七歌》里的“悲风为我从天来”。不过，这两个单句的风调实际更近于李白。这位被评为古今第一的诗人，与毛泽东形同陌路，倒不难理解。毛泽东《致陈毅》信里讲：“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，一反唐人规律，所以味同嚼蜡。”仔细想来，毛泽东讨厌宋诗，缘故并不止此。用钱锺书的话说，毛泽东自己的气质“高明”而不“沉潜”，跟宋诗的格调靠不到一起。相比较而言，宋人更注重“知性”，而唐人更注重“感性”；唐人以神丰韵美取胜，而宋人以思深虑周见长。宋人讲究字法、句法、章法，爱谈道学、发议论，唐人更关心感兴。宋人刻画物景，穷工极巧，而唐人常象元人小景的逸笔草草，但求情味丰瞻。这些都表现出气质的不同；一个时代的诗里大体流露某种气质，背后当然包括着社会学因素，权且不谈。形象思维的多寡，正与气质的偏向相连带。杜甫虽是唐人，跟李白一样，他的诗风并不能作为唐诗的代表——跟我们想象的相反，一个时代诗风的代表往往不是当时的巨匠，恰是那些相对平庸的小家；巨匠所以打眼，部分原因正由于他在时风里显得格外突出，与众不同，因此也表露出他独立的诗识，而小家所以平庸，也因为他只能从众，或者说，他因为平庸才只会从众；一群羊里，你个头再大，人家未见得服气，跑进来一匹马，那便不得了了——杜甫的诗，毋宁说是远于唐风，更近于宋调的。我们不奇怪宋人对杜甫不遗余力地推崇。杜诗的情感、心思极其深刻，毛泽东的情感宽旷而不深厚，心思高朗而不深远，他不耐烦杜甫与宋人，那是自然之势。

韩愈也是李商隐的效法对象，正巧韩也跟宋人顶亲近。毛泽东《致陈毅》里批评宋人那一段，便把他和杜甫一起举为反面的例子：

“又诗要用形象思维，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，所以比、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。赋也可以用，如杜甫《北征》，可谓‘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’，然其中亦有比、兴。‘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’，‘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’。韩愈以文为诗，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，则未免太过，如《山石》、《衡岳》、《八月十五酬张功曹》之类，还是可以的。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。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……”

这段评论里讲，比兴“不能不用”，赋只“可以用”，比兴高于赋。毛泽东还算瞧得起杜甫的名篇《北征》，可是未见得特别推重；所以论“可以用赋”时提到它，但还要对自己这个态度加个前提：因为其中也用了比兴。对韩愈，毛泽东便不大客气了，大半否定，只提出几首来宽贷。诗的成熟史上，比兴出来得早，而赋晚些，这个路径正是顺着感兴到思力走的——这是条自然之路，不但文学，哲学、思想也同样走这条路，便连小孩子到成人都不例外，我们印象里，小孩子兴高采烈而成年人老谋深算。我们不必管这条路为什么非这样走向，只比较一下：毛泽东的气质留在路的前半段，而杜跑到后半段去了。叫他们俩对话，天遥地远，互相间当然不易听见。不但杜甫，韩愈跟宋人全跟他结伴的。韩愈心思、笔路的巉刻，古来也早有定评，毛泽东不会喜欢，所以他把韩大段抹掉，只留下那几首——恰是韩诗里风格疏朗、文从字顺的那几首，否则毛泽东不会看上眼。同样的道理，韩愈在宋人中威望极高，欧阳修一班人都推崇、学习他。唐以后只有李白和韩愈获得过跟杜甫并称的殊荣，而“韩杜”一说好像便始于宋人。毛泽东早年的七古《送纵宇一郎东行》颇留有韩愈的侧影，叫人惊讶。然而，这首并不包括韩愈心思巉刻、聱牙诘屈的那一面，虽较健壮，也还够不上“横空盘硬语”。毛泽东未见得有耐性去啃丫叉僻涩的韩诗，他大概从韩愈的流风余沫里受了点沾染，而且一抹就掉，没能渗透进他后来的创作里。

三李之一的李商隐，曾对韩愈下过功夫，写出后代以为可以乱真的《韩碑》。三李之一的李贺，更是韩门重要作家，讲究生、新，保存着“硬语盘空”的韩氏族徽。毛泽东只有太白式的大语，而没有韩门的硬语。我疑心毛泽东对李贺的兴趣，主要是他想象的可佩服；便连想象，毛泽东也走李白的路。他对李贺，好像同方向而不同目标的行人，互相望见，颇觉亲切罢了。毛泽东没有学习李贺的特别风格，只偷过他的句子。三李中，跟毛泽东血缘最相近、意气最相投的是李白。口气的壮阔，想象的雄奇，甚至语言的不过份雕琢，两人都可交流得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