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与位

传统薰习所至，中国人一提到“诗”字，少有不同时联想到“唐”字的。对古代诗歌不甚了了的一般人，往往看到排列齐整的五七言，不管是否唐人所写，都径呼为“唐诗”，他们心底里，“诗”字与“唐”字简直不能拆开独立。对古代诗歌很了解的专门学者，也不例外，像选过唐诗的闻一多就讲，一般人爱说“唐诗”，自己偏要讲“诗唐”。那两个字本义上毫天关联，可是好比一对天遥地远的男女，由传统薰习作伐，在联想、文章里配成了伉俪。唐诗也罢，诗唐也罢，总之是那对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夫妻相携同行，不过你走前边或者我走前边的分别。

唐人拿诗赋取士，听说这是唐诗特别发旺的一个原因。也就是说，诗歌与名位打得火热，诗歌是进身的敲门砖。我不由得也记起一句“唐诗”——位居高官、名满天下的虞世南所写咏蝉名句：

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借秋风。”

古人好把作者的诗句与作者的处境、身份关合起来谈诗，学着他们的语气，无妨这样说：诗里讲居高，讲声远，真是一派名臣风气。同时，也可以这样说得：诗里讲居高，讲声远，真是一股大官口气——你瞧他讲话时满口当了官的得意劲，简直戴口罩都掩不住。无论仰着脸奉承他，还是斜着眼讽刺他，总之，他的名位对诗歌的写作发生了影响。仕途蹭蹬的李商隐，咏起蝉来，景象便两回事了。同样讲高、讲声，李氏这样说：

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。”

居高不叫人得意得仰鼻子，只叫人失意到饿肚子；声音不会传得远，只会传出恨。下到狱中骆宾王，词意更迥乎有异。同样讲高、讲声、讲风，

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？”

风力不把蝉声传得远，风声反会把蝉声压得低；没有高位来使自己讲话有人听，因为高洁，反而再没有人来替自己讲话。写作诗歌会带来名位，名位掉个头会插手诗歌的写作。同时呢，名位还会插手诗歌的流布，虞世南不是讲得清清楚楚么：“居高声自远，”你的名位高，你的歌声也就传得范围大。虽说他不认“秋风”的账，咱们明理的人当然知道，秋风在这里是卖了力的。高的地方，风力才大，才把声音吹得远；那些在声名、官位上要向高官“打秋风”的各路人物，也正是声音的传播者。

一个人的地位不但会影响诗的写作、流布，也会影响对诗的评价。“文以人重”是古今文艺界的一个基本事实，有人用“乌纱帽底好题诗”一句话来概括。文艺史有责任对诗和诗人做出评价，可是像一切历史，它不会公正。如果真有公正的文艺史，那么，它的产生，应该像女人的生产，一经写定，便无可更改易。可是，文艺史里时常把某人重作评价，把某人发掘出来，这表明文艺史远未公正。即便后出的文艺史，也未见得比它的前辈公正些，它也许只是另一个观念、另一种潮流对以往文艺的评判，甚至只是这个潮流观念提出来为自己造舆论、喊口号、做先锋、打边鼓的。历史总由现代来抟弄，随现在而变形。要在文艺史里求公正，那也许只是个值得同情、可以追求的梦想。

好些文人把历史只当为自己的材料，例如钱锺书就曾引到：诺法利斯认为“历史是一个大掌故”，梅里美说“我只喜欢历史里的掌故。”中国古人也有这样的讲法：于书无所不读，然而只用为做诗的资料或者资助。这些书里，当然也包含着历史书。文人常常对历史采取特别实用的态度，至少在写文学时，这个倾向较为明显。他们把历史肢解，不见全牛，而只九牛一毛地挑出些故典，嵌进自己的文章。好像那些窃贼，从一座结构繁复的大厦上偷剥些砖块下来，建自己那座小房子。有时他们选取一小段历史故事，做为蓝本、骨架，把它渲染变化一番，写成自己的著作。照样的不管那座大厦，等于跑进大厦里一间小偏房，把它装修改建，窃据为自己的住室。实际上，历史也只充当了史家的材料。原则上可以厘清的那些物理事实，总之是零碎不贯通的，史家得把自以为的因果关系来串掇它们，才形得成有条理、合情理的历史叙述。历史里那些心理事实，尤其得由史家用自己的心理来领会、重建、以至虚构。甚至史家更进一层，要把一套历史发展的规律安戴在历史头上，不管这顶大帽子合不合适。这些过程里，透过史家那个有偏向、受限制、易污染的心灵，各种不相干的因素，都会搅进历史里来——有时候，历史学无妨正名为心理学——“文以人重”便是影响诗史的一个社会学因素。当代人的评价会使作者确立声名，从而影响后世的评价；不但当代人在评论里会趋炎附势，而且，后代人在考据里也会趋炎附势，把古人的势利之见继承下来。

当代的评价也很像一次初选，一个名位卑微的诗人落选了，他的集子可能由此散佚，弄得后世没有凭借对他重作评估，等于把他消尸灭迹，坟墓发掘的余地也没留下。我前一向读到一篇书法评论，讲哪里出土——似乎是敦煌石室——一张残纸，上面的书法极近颜真卿，成就也不相上下，书者大致与颜同时，受颜影响的可能性又绝小；可书者是个边关小吏，不比颜真卿是位名臣，他在当时没能够以书名。他还算幸运，留下座坟墓给后人发掘；不过，零纸只字，他再也不可能与颜争胜负了。诗书近邻，诗人队里，这样湮灭的不会是少数。不消讲，更有好些才华极好的作者生前连发表的机会也捞不上，作为诗人来讲，他等于从未出生——无论文艺史怎么出生、再生，总有些诗人胎死腹中。

“名诗人”一个词往往不表示他的诗有名作，只表示他的人有名气。假使他不但有名，而且当官，不但当官，甚且是管官的官——宋人所谓“官家”呢，那更不得了。什么都是官占便宜，文艺也不例外。比较现代而言，古代生活的组织方式里，政治更靠近中心，这点不待申辩。现代生活经济占的比例大了些，情形也未见变动多少，因为政治终是生活中极端重要的事。当今跑在最前头的美国，大家知道克林顿也总比知道什么大亨要多些。只要人类的生活还需要政治，官儿们便不会掉价，而会到处揩油。领袖的写作，往往跟大事件有关；而由于人心底里对权力、声名的欲望，或者由于对社会的责任感，大家对大事件的兴趣难以淡薄下来。要一颗心为文艺性守贞，也许比叫这个人守寡还困难，一不小心便会偷情失足。便连文艺性本身，也不是那么纯洁的。

从中国古代诗人身上，也观察得到官位与诗艺的有趣关系。古代诗人常因为颇有诗才，便以为该当宰相，当不上便牢骚满腹。还有人的诗被比喻为某官僚，顺带地，他的官位也被预言不会超过那官僚，他便大不高兴。“诗能穷人”，或者“诗穷而后工”，是古代文艺常谈，所以诗人安慰别人或者自己时便说：不得升迁，正由于诗太好了的缘故；也许这样说：遭遇贬谪，正因为天要好诗。更有人说：“千首诗轻万户侯”，宁要诗，不当官，表明诗人的兀傲——这些情形都暗示文艺史的一个现象：诗向官、文艺向权位的倾斜。倘要研究中国文人的心态、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、写作在诗人生活中的位置，这是好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