豪放与婉约

范仲淹在古代声名不小，建国以后，越发膨胀了。这当然由于他《岳阳楼记》中那句名言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古代文人本来有济世的责任感，经世用世的传统，他们利益和心理上也一直把自己挂靠在政治和权力上。即便身在隐居庐里，心也遗留在魏阙，眼也仰盯着政界。这点《岳阳楼记》中有明白的表露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一个人修成这种境界，当然极为了不得。不过，纯看境界本身，它底下隐含着一种倾向、散播着一种气息：对个人意识、思想、生活的蔑视。政治这东西虽然嘴巴笨，它讲的话你总也弄不清底细；可是鼻子灵，它一下便嗅到这种气息，可资利用。古代用得厉害，现代更变本加厉。古代的教化和现代的教育，都做这个工作——尽管建国以后批儒家最不留情面，可是老实讲，它的统治受惠于儒家的不知有多少，值得花一本大书来算这笔账——建国以来，大学小学在背范氏那句名言，大小作家的教训文章里在引那句名言，范氏的知音真可谓遍天下了。不过，大家各自明白，应声和应制而已，没有谁真对他的境界感兴趣。所以出现一个奇怪现象，范氏几于全民皆知，而只有绝少人对他有点儿了解——我本人便不大知道他——假使真受他的境界吸引，要跟他认同或者向他靠近，会这样漠视他本人，那便算心理上的奇迹了。不问可知，大家跟他打的那点儿交道并非发自内心，而出于外加。《岳阳楼记》讲完那句名言，便拿一个感叹结束；范氏地下有知，他今天会把这个感叹加重语气再发一遍：“噫，微斯人，吾谁与归。” 我讲大家漠视范氏，并非乱道，而有证据的，譬如，很少有人了解他在词上的创作。大家通常只知道范氏两首词，因为这两首词历代选本都不会漏掉。

一首《苏幕遮》：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。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
黯乡魂，追旅思。夜夜除非，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”

另一首《渔家傲》：

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
《渔家傲》是这位被羌人尊称为“龙图老子”、被西夏畏称为“小范老子”的范文正公守边时写的，据说并不止一首，都以“塞下秋来”起头，可惜其余的没有传下来。

通常我们拿婉约与豪放来分别古代词的风格倾向——当然有它的方便，但是它太不精细了。词史上那么多风格各相区别的作家，是不易简单地把两顶大帽子全体罩盖的，因为各家的脑袋规格、形状都颇为不同。只谈豪放婉约，有些像李逵不分青红皂白的抡板斧“排头砍去”了——历来豪放派的溯源，除《花间集》里一丝半点写塞上的作品（比如毛文锡《甘州遍》）便数到范氏这首《渔家傲》：范氏《苏幕遮》上片已经很有豪放派风度，《渔家傲》通篇几乎已不存婉约气息。

范氏那时候，豪放派还没有眉目，欧阳修词学观念较为正统，所以讥笑《渔家傲》为“穷塞主之辞”。这个评语大概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严正的斥责，而像朋友间的互相调笑，不过，观念的区别一目了然。可是，欧阳修自己的好些作品，比如《采桑子·西湖念语》那组名词，虽调门不高，也决非“婉约”二字讲得尽或者讲得准的。《朝中措·平山堂》更谈不上婉约，而俊快、豪爽、洒脱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引欧阳修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，“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”两句，称赞道：“于豪放之中，有沉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”直接把“豪放”一词来品目欧阳修。论者还常讲欧阳修“疏隽开子瞻”，疏隽大概不易讲成婉约，子瞻在我们心目中婉约的印象也决不会太重。范氏是个特别的作家，他似乎无意以文学名家，可是文、词都有名作。他能开豪放的先河，唱出豪放那第一声——我没有算上毛文锡——也许正因为他无意为词，因而不大注意词的规矩，心理、笔路承担的传统负荷要弱得多；他写作时，也便能更自由地把笔直追自己的经历、感受。非专业人员总享有法外治权的；当然，在以笔达意的训练上，他绝对的专业水准。

词论家向来对范氏注意不够，也许他存词太少，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吓唬人。他婉约的方面，

“愁肠已断无由醉，酒未到，先成泪”

“都来此事，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”

这两句，以后写同类情景、用相近笔法的篇什，都没有能超过他。“酒未到，先成泪”比他自己先前的“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更进一解。李清照名句说：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，脱胎于范词，而多了些机趣、流动，可是论情感的诚挚，还隔一尘。眉头和心头都是愁爱去的地方，范氏好像说：愁要来，眉头和心头都害怕，忙不迭地闪避，把愁你推给我，我推给你，可是终躲不过。范氏写景，已经纯是豪放派气象，而不像《花间》和柳永，偶有一篇、一二笔阔大。前边引到《苏幕遮》：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；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；山映斜阳天接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”

他的《御街行》：

“珍珠簾卷玉楼空，天谈银河垂地。年年今夜，月华如练，长是人千里。”

虽然并不鼓努作气，景象的雄阔，瞎子也看得见。他有一首词似乎从没有人提到。《剔银灯·与欧阳公席上分题》：

“昨夜因看蜀志，笑曹操、孙权、刘备。用尽机关，徒劳心力，只得三分天地。屈指细寻思，争如共、刘伶一醉？人世都无百岁。
少痴騃、老成尫悴；只有中间，些子少年，忍把浮名牵系！一品与千金，问白发、如何回避？”

这词里发议论、搬事典、甚至用口语，都该列为创辟之作，从前并没有人在词里这样胡来过。这点且不详论，只看它的风格，尤其神似苏辛一脉好些二流作品；假使把它收到辛弃疾的集子里，我看没有人会把它剔出来。也便是说，豪放派好些艰辛探索后的模式，他老早便轻巧地弄过了。豪放派见了他，应该爽然若失，好比孙猴子翻斤斗云去天柱边洒了尿后，忽然发现只到了如来佛的手指边。范氏只存下来五首词，两首算得正牌的豪放词，另两首写景早抢了豪放派的先，剩下来那首也决不软媚，可以收入《东坡乐府》的。只把他豪放词的比例看作五分之二，我凭印象估计，东坡的豪放词未见得超过这个标准。

范氏吃亏在词太少，背后也没一群跟随者起哄，所以开宗立派的荣誉给东坡混走了。豪放派的发明权我们争不回来，可是，假如我们不势利，至少得把豪放词的发明权注册在范氏身上。他早就写出成熟的豪放词，东坡已落第二乘。也许有人要讲，我这个说法也足够势利，为什么豪放词的版权不能判给名气更小、更不起眼的毛文锡？我觉得毛文锡那一篇只是偶然之作，出于意外，他整个风调、其余作品里连一点豪放的兆头也没有；不比范氏，豪放是他的老习惯，尽管未见得是有意为之。当然，我这个回答，意见不同者会当为狡辩。

划分婉约派最大的失误是李煜。他被推为婉约派的大家，可是细读他的词，感慨之深、格局之大、尤其是抒情方式上的奔放、直率，都决非婉约家数——我知道讲李煜奔放直率，别人要跟我吵架的，可是目前先不回嘴——而且，他所达到的哲学深度，整个词史里都没有人能够梦见。王国维对他推崇，极有见地。词论家的思想、眼光，大半局限在文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里，缺乏对生命的哲学领悟——这也像是先秦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弱项——而王国维颇有哲学气质，并且下过功夫。他自己做词，也有哲学意蕴。他在《人间词话》里比较李煜和宋徽宗两个亡国之主：“宋道君皇帝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，后主则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”同样的亡国，而道君皇帝只局限在个人的身世之感，李煜却能把这个感受拔高到全人类的共同境遇。我自觉领会得到王氏写“释迦、基督”四字时，是什么在触动他。李后主把“流逝”这个意象写得后人没有措手的余地，透辟地概括出人类的恒常情感、一致命运；无论个人的具体遭际怎样，跟他一谈，都会觉到同病相怜。这样，他便从具体的情景中超越出来，好比灵魂比肉体的枷锁中出窍，升到了哲学以至宗教的层次。人类生活无非同时间的一场战争，我们想要的一切，都得在时间里才可能获取；我们想要保留现有的一切，也得经过时间的批准；可是时间极其刁难，老是板面不同意。我们的欲望总在向时间乞讨，而时间不但不施舍，反而向我们抢劫。它把我们曾有的抢走，丢进失去里，把今天抢走，掷向过去里，它甚至把我们的岁月抢走，而且永不归还。最终，它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欲望本身也夺去，把生命扔进死亡，像扔片垃圾到垃圾箱，一点儿不怜惜。这场战争里，我们从头便预定了是个失败者——在永恒的时间里，我们只是被它流逝者，我们的过去、所有给它流逝，连我们自己也给它流逝。

李后主讲：

“雕栏玉砌依然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！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 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。”

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！”

这些词直接触动我前边发的那些感叹，简直不消过渡的。一个对我那段感叹没有明确意识的人，也不会例外，只不过他的触动更微茫难辨，处在更含糊隐晦的层面上罢了。李后主是中国人，当然知道孔夫子站在河边的感叹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他又佞佛，佛家所谓“无常”，他也不会陌生。这些无非只是“流逝”的另外版本。亡国之后，旧日繁华一去不返，家国也一去不归，他的领会之深，我们常人想象不来。可是，我们毫不奇怪他的词把“水”作为中心意象，他的名句全都在写水，因为水是“流逝”最为经典、最为恰切的象征。便连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里，名义上写草，明眼人也一眼辨得出它的意象实际依然是水，“更行更远”，冉冉而去，老不止息，不是水是什么？欧阳修眼毒，早剥掉这句的面具，看出真面来了；他改写后主更行更远的离恨时，便把春草置换为春水：

“离愁渐远渐无穷，迢迢不断如春水。”

就我所见，王国维之后，只有叶嘉莹先生阐发过李后主的哲学境界。龙榆生先生是我感激的前辈学人，因为他那本《唐宋名家词选》一直是我的基本读物。我对他不了解，不过，有些迹象表明，他似乎也不大留意词里的哲学境界，他的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里，就不选王国维“试上高峰窥皓月，偶开天眼觑红尘，可怜身是眼中人”一类作品。 即便最粗线条地把词分为豪放婉约两大块，李煜也圈不进婉约里去，而塞进豪放里来呢，恐怕豪放派那些正主儿也要视他为异类，挤他出去。这是李后主的幸运，因为无论划归哪边，他的意义都要受损。他身上的特质，使他把豪放婉约两派一齐推远了，显出他跟两派同样话不投机；实际上，那个对立与他了不相干，描述不了他最重大的品格。假使不说他超出两派之上，至少得说他越出两派之外。我承认自己对他有偏见似的偏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