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代旧诗的理论与创作

我们常常觉得，文艺而有理论，是批评家的大幸，从某个角度看，也是写作者的不幸。理论使批评家有硬后台作靠山来审判作品，他们讲起话来因而嗓门高、气势足。不过，没有一种具体的理论可能概尽整个文艺领域，甚至这个领域的大部分。每个理论都只像吃大锅饭，向那口大锅里捞取一勺作品，其余的落在它解释的范围之外。一个理论得势后，它烛照不及的作品便从评价里隐形、淹灭，至少光芒暗淡下去；要到另一个恰合的理论占上风，那些作品才会重新亮相。这是理论叫作家在鉴赏上吃的亏。理论也直接干扰作家的创作心理，他相信了某种理论，眼晴便害白内障，看不清自己，难以发觉它可能完全不适合自己。结果，理论这个写作的引路人变为写作的迷魂阵，由帮助沦为桎梏；好比走路得穿鞋子，可是鞋码子选错了，鞋子夹脚，愈不能走路。

尤其是，一个理论未见得有益于作家的创造，它自己倒会创造出作家——一大批向它投机的作家。对大半作家而言，信哪个理论是无所谓的，重要的是，它非得当令走红。咱们对那些名义上该有思想的群体，也不可太过轻信，因为思想自身也常常不过一浪一浪的潮流而已；不过，思想的赶时髦不大容易觉察，思想者自己也不大肯认账；作家也好比他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，人物自以为自己在思想，殊不知有个作家在纸外操纵。老实说，作家跟追星族有时也没多大区别，譬如他们所信的理论，大半是流行理论——这点不消多嘴来论证，假使他们不信流行理论，我们便想不出那理论怎会流行。

理论不能帮助作家的创造，而自己来创造作家，这样的例子眼前就有。当今旧诗坛里，“诗史、爱国主义”这个腔调，便泡制了无数旧体诗人。他们在诗里只专职地爱国忧民，也专职地只在诗里爱国忧民。他们抬出来当令箭的祖师爷杜甫，自己倒不大标榜这些大口号，不过老实地写他感受最深、关怀最切的那些东西罢了。杜甫的写作是作品与作者个人生命密切交关的典范，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。他并非为了要做爱国诗人、人民诗人以便讨好当今的理论才写诗；而像病人呼痛，要把自己的难受喊出来，他的诗便是他的病灶。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是不大先顾及这病是否由医学家研究过、是否大有名气特别时髦的。由于政治等等方面的原因，“爱国、诗史”得势，于是大家一窝蜂涌上来爱国，向这个当令理论投机。杜甫与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有个根本区别：他先做人后做诗，诗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流露，子孙们反其道而行之，把做诗当做人，要借做诗给自己做出伟大崇高的情怀；英雄满身遍是伤口，所以众人忙着给自己画伤口、搽红药水，来伪造英雄，好像大家的职业不是写诗，而是拍电影。国家没有大乱，所以要爱国，实际也机会难得、材料太少，可是无妨，那便每年重复不厌烦地写诗凭吊杜甫、屈原，开辟出爱国诗人的速成技术、简便算法。当代每年写出的这种凭吊诗，恐怕不会比此前诗史里的总和更少。此外香港、台湾也是凑手的好题目，诗人们一登山临水，你去听听，那可热闹了，他们无不满嘴念叨着台港，语调或激昂慷慨，或柔情似水；似乎中国那大的版图，只剩下割让掉的那两个小岛似的。诗人免不掉吹吹牛，可是这样地专职自吹，未免过份；诗人也免不掉拍拍马，这样万众一心地狠拍“爱国、诗史”，也不免太肉麻。这里边没出几首站得住脚的爱国诗，那是不必奇怪的——如果真出了，那倒奇怪之极——作者的个人生命、情感先没付代价，便宜并非时时有得捡。

可是，实话说，诗人捡的便宜已经颇不小。杜甫成爱国诗人，时代和他自己付的价码都特别惨重，当代诗人只写诗时发三五分钟爱国忧民的低烧——当然，描写起来温度特别高，笔头子像在火炉子里蘸过的——竟与杜甫分享同等荣誉，比较这个便宜，杜甫那傻子吃的亏便太大了。幸好这荣誉是他们自颁的，等于无照经营，诗的历史会不会认账，尚在未知。不过，只要他们别气馁，继续托住“爱国诗史”那把大伞，话语权力没有转移，他们便可在伞底下避雨，终有他的一席之地。可见一个理论对诗人实际大有用处。

白居易较早承继杜甫，打出旗帜来做“讽喻诗、新乐府”，奇怪的是，他杰出的作品反而不在讽喻那一类里。他最有感触的实际并非他旗帜上自夸自卖的东西。这位醉吟先生大概酒吃过了量，有点儿糊涂，不够自知，恐怕也还有些投机的嫌疑。我们还留意到，白居易那个名牌理论——“文章歌诗合为时为事而作”里，个人生命、个人感受性坐不到一把交椅，简直连小板凳都没给它预备一张的。他给自己的新乐府做的序，更清楚地流露了他诗论的底色。“总而言之，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。”他写诗什么都为，就是不为“文”，还特别申明这一点；可是明白人知道，文是诗的一个本分，但看如何文罢了。他主要把诗看为政治的附庸，而不看为自己生存体验的记录，所以君、臣、民、物、事，面面俱到，好像老师上课点名，个个都点到，唯独漏掉自己。白氏有一次提到写讽喻诗的出发点，似乎说：他当时做进言的谏官，但是有些话不便直讲，便拿诗写出来，想通过古来相传的“采风”途径，间接地影响主上。大意如此，原话记不清了。也就是说，作诗很大程度上是他职责的延伸，有点像任务活儿――至少做讽喻诗时如此。听白氏的谈论时，我脑里不由给他配画外音：“文艺为政治服务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”，因为口气像得仿佛今文古文的互译。白氏跟当今的腔调心心相印、丝丝入扣，无怪他在当今声名极旺，跟杜甫李白并列为唐朝诗人的三驾马车了。从前时代，他的行情像没有这样看好过。

前边讲创新的好些话跟当代旧诗并不对景，当代旧诗也喊创新，但它的问题并非创新带来，而别有来头。凭阅读的粗糙印象，它的毛病主要有两个。第一，大半诗人没学会拿诗传达一个意思，不知道诗里是要有意思的。他们拿小学生组词造句的办法，把诗里出头露面次数最多的那几个字眼排起来，顶多传达出诗里烂熟到口头禅的那些“意思”——我们感觉那算不得意思，只能说它“没一点儿意思”。生活里，一个人开口只会讲一串口头禅，那是个笑话；可是拿起笔来只写得口头禅，便成诗人；世事的奇妙，真有咱们的想象力徒唤奈何的时候。古人把这类诗称为“样子诗”或者“诗样子”。不过，当代的样子诗比古人更庸滥，更像“诗样子”，同时也便更不像样子。这么一来，当代旧诗创新、复古两者都谈不到，这倒是顶超脱的。

第二，无论理论氛围还是创作实践，当代旧诗都极端轻视作者，抽空了诗的个人性、作者的个人生命。这点它顶超前，比创新论远为彻底。前边所讲爱国诗史便是这个倾向的产物。它还有更妙的举动：抱出“时代精神”的空大帽子，人首一顶，也不管是否合尺码，遮得人看不见眼睛鼻子。政府喊改革，大家便歌颂改革，恭楷不走形地把整套口号抄一遍；政府讲改革里有负面现象，立即跳出来海骂一通。甚至一提作者的私事，便斥为“小我、小己、个人忧乐”，好像作者不是活人，而是死鬼，不是诗人，而真是大言标榜的所谓“诗魂”，像鬼魂一般喝烟屙风，没有世俗的、日常的、肉体的生活。听了这些高论，叫人直疑惑他们自己怎么爬上官位、生下成群儿女的。更甚至连“伤感、低沉”的情调也不准有，因为“时代”不同了，共产党得了天下，官定的情绪是感恩戴德、效忠颂圣、朝前向上；似乎这个“时代”里，大伙儿在“精神”上都成了古时代的宫庭小丑或者一切时代都盛产的大傻瓜，只会奉旨傻笑。

不存在什么外在的、独立的时代精神，“时代精神”这个字眼只是对众多个人感受的某种共同倾向的描述，剔除个人生命、个人感受，便无所谓“时代精神”。老实说，剔除了个人性，连那些似乎有客观存在的社会体制都立即消灭，社会沦为虚无，只不过无知无感的乱石堆。诗只根源于作者的个人生命，我们把某个时代的诗人们排比起来，发觉诗中的个人感受有点儿共通的倾向，这才指认它为“时代精神”。时代精神只讲事实的“本然”，不讲事理的“应然”；它是事后的调查报告，而不是事先的预订规划，是法院对犯罪情节的认定，而不是法律对公民行为的规定。时代精神在个人感受之后，它分析个人感受，而不在个人感受之前、限定个人感受。先制订一套时代精神，然后要求作者写它出来，这当然不是叫作者表达贴心的感受，而是向作者颁布道德律令、进行思想钳制。它的意图与写作无干，不过想对写作者施行极权。对时代精神论者最好的反驳是：叫他把“时代精神”从口袋里拿出来，让咱们照着写。如果他拿得出来，那他显然不是要我们写诗，而是叫我们替他抄政治帐目；如果他拿不出来，那就请他别无中生有，到处造谣。

时代精神经过提炼的，它显得突出、精粹、强烈，谁也不能以印印泥似的，把它感受得完整无偏差。时代精神只是对这些感受中某种含糊倾向的概括，所以，每个人对时代精神的感受不会尽同。同时，没有任何人的感受里只存在时代精神，因为时代精神所指的是感受里与前一个时代相区别的部分，而感受里自有与前人一致的部分，这一部分还永远占最大优势。好比去年做的衣今年可能打上补丁，可是衣服上不会只有这块补丁，整件衣服并不就是一块补丁。一个具体的个人完全可能跟某个古人的精神状态更相近，对古人更为认同。如果时代精神那样彻底地霸占每个人的感受，那么，古代诗歌不会千人千面，而只有所谓时代精神一个干瘪面孔了。如果时代精神那样决然地与古代相区别，我们只好把历史看为划然断裂的，也把古人看为畜生——不用讲，他们那些诗咱们不会读得懂，更不会读得有滋有味。生活一直是老套子，它里边有不得意、有快乐、有自高自大、有爱欲权力欲——这些品性今人与古人没有多大差异。尤其是，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，这一点今人照样相同于古人。

社会制度、道德意识等等统制社会的形态，都以整个社会、集体为依据，它针对每个个人，而艺术恰相反，它只根源于个人性，与前者对峙；这也是一个社会达到某种平衡的形式。时代精神要进到诗中，也唯有通过个人感受转站，没法直达。假使把诗比喻为花，那么，时代的生活、风貌以及它们可能铸成的时代精神，都只好比聂诗《清厕》里所写肥料，非得经由植物肌体——个人性——吸收消化，肥料才融得进花朵里。直截了当地把肥料倒在树枝上，不会长养花朵，而会糜烂花朵。跳过个人性的所谓时代精神，假使真可能进到诗里，也便只相当原汁原味的肥料，叫人掩鼻的屎臭。如果这个时代精神更狭窄肤浅到局限于上头的口号，我们便没有比喻来形容它的效果了——也许只好说它发尸臭。它也的确是从一具死尸上发出来的，我们闻得见计划经济时代文艺观所散布的浓重气息：当代旧诗的理论实践，无不是假大空——或说高大全——的孑遗。那种文艺观在别的领域全军覆灭，可是向旧诗还魂附体，活得还那样安然自在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惊奇的事情。而且，也正是所谓“时代精神”自打嘴巴的一个反证。古代有教化的文艺传统，文要“载道”，可是诗里还准“言志”，词里更满版艳情。当代旧诗那样地秉承圣意，摆出道德家、道学家面孔，真是圣洁得可以。从前“复古”的旗帜下会出创新的作品，当今“创新”的招牌下变本加厉地卖古董，这是个意味深长的讽刺。老实说，这些自标高格调的作品，倘用一个最经济的字眼来描述它们的品性，那便是“应制”——比封建时代更苛刻、更深入灵魂的应制。从前只是当面、被迫时才应制，现在背后还主动地应制。杜甫感叹跟后生相交时，后生们对他“当面输心背面笑”。杜甫的学生更超出这些后生，连“背面输心”也发明出来。

诗人自称要振兴旧诗，这当然只是关起门来自吹的牛皮。旧诗的社会基础、语言基础、群众基础全都崩溃了，好比一朵摘下来的花，还想老不凋谢，而且结出果实，未免不自量力。旁人看来，感觉也许就像八十岁的老太婆而还露出大缺牙来发嗲，巴望颠倒众生。但是，正像八十岁的老太太照样得过日子，旧诗也可以在一个小圈圈里做遗老，由几个死不改悔的爱好者自吟自赏。正常的社会也应该允许这些异己、异端留存。要把时代精神压倒个人性的论者，也许没想到，假使时代精神真那么统制一切，第一个给斩首示众的便是旧诗自己。旧诗拼命地向教化、教主献媚，实际也是迫不得已的求生策略。它明白讲“为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、歌颂改革”而创作，它由政府、政协扶持，做着政府的宣传喇叭，很像一个伴主人吃饭的帮闲。只可惜喇叭音量小得像耳机，所讲稍似悄悄话，没人听见，大众对它漠然视之——这是一个旧诗爱好者非得接受的境遇；我得申明，我本人便是旧诗的衷心爱好者——目前旧诗的这个策略不会使它新生，只会催它更快地就死。也幸得当代旧诗没有振兴，少有读者，如果它真普及起来，那才是旧诗最可怕的灾难；大家倘以为这样的作品便是古代文艺的精华——旧诗，那旧诗的声誉真无药可救了。

旧诗还有个求生的法子，便是通俗、口语化，要求用当代的日常语来写作，以便取悦当代读者——毋宁说更是取悦作者。作者没有能力动用旧诗丰厚的语言贮备来传情达意，没有能力把散文语言提升为诗的语言，便借通俗口语化撑门面、遮羞面。“样子诗”里出场的那些烂熟语，实际已普及到当今的日常语中来，它两边沾亲，作者因而两头讨好。只可惜它已经磨损得算不上在达意。作者忙着讨好那两头，“诗”自己便受冷遇，灰溜溜地跑得老远了。“诗的语言”一个概念本身是反对于“日常语言”的，所以提出这个说法，恰为了把它同日常语分别开来。旧诗是古代书面语而非日常语的产物，并且比普通书面语更为讲究。

毛泽东在《致陈毅》信中讲：

“古典绝不能要。但用白话写诗，几十年来，迄无成功。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。将来趋势，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，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。”

他把“民歌、新体诗歌”几个字打上着重号。建国后的旧诗论者有个风气，爱从古代诗人身上寻找民歌、民间的影响，一旦找到，诗立即涨价、诗人也跟着升级。他们对这点太夸大了，稍有阅读经历便知道，那类作品在古代极少，而且，把它们全部删掉，丝毫不会减损旧诗的成就。诗人固然常从民间拿来诗体，可是，那个诗体定成形、有成就，恰恰在它经过文人化之后。旧诗的个性，一直是文人的、书面的。

能否剥掉旧诗的文言基础，从而抛弃它的语言贮备，来把它移植到现代汉语上？这是深可怀疑的。即便有这个可能，它也将是极为苛刻的现代书面语，决非现代口语。口语与诗的语言至少有个区别：口语不够凝练，不重视节奏音韵。诗当然可以使用口语，不过，那是把诗来征服口语的结果，经诗选择出、提炼成的口语，在形式上含有诗性，内涵上富于诗意，这两点都并非日常口语必备的。当代的口语化，没有把诗去征服口语，反而把口语来征服诗，因此口语入诗误为口语即诗，通俗化归为庸俗化，出现大批顺口溜、快板书以至春节玩龙灯时“发彩头”似的作品。那不是具有口语样子的诗，而是具有诗样子的语言垃圾。聂诗便爱用口语、日常语、流行语。“两三点血红谁见？六十岁人白自夸”里，“白”便是口语中“白白地、空自”那个意思的“白”；“文章信口雌黄易，思想交心坦白难”里，“信口雌黄、交心、坦白”也是日常语、流行语；他写念报的红色姑娘“口中白字捎三二，头上黄毛辫一双”，全把口语来做对仗。可是，我们看得见，他花了多大的气力把口语挑选、俪比，改造得合于旧诗的形式，锻造出宜于旧诗的境界。那些口语经他手下不留情的揉搓，不但像脱掉层皮，简直已经脱胎换骨了。把口语视为灵丹妙药的那些论者，只顾着吹嘘，当然没功夫注意到驯服口语会这样费劲；口语是些僻乖的野马，不比用熟的旧词，只好像养乖的家狗，随唤随来。口语虽被视为灵丹妙药，可是你未见得有足够的才力、付得起昂贵的药费。

当代的舆论空气里，一旦诗作的费解程度超过小学课文、春节对联，便会给人斥为要不得的晦涩，或者讲你今人穿旧衣衫。仿佛大家真信实了“白居易做诗老妪能解”的谣言，非把诗歌贬到老太婆讲废话的水准才罢休。这也许只表明他们自己的理解程度只抵得不识字的老太婆。诗不妨令老妪都解，比方“床前明月光”一首。但是，不只老妪能解的才算诗，尤其是，仅只老妪能解，还未必可算诗。清醒一点儿看，老妪能解的东西里，百分之九十九决非诗；老妪所不解的诗，也要占百分之九十九。他们忘掉了，口语通俗也罢，时代精神也罢，本身都不是诗，诗是另一个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