骂人

想来地球上现在活着或者曾经活过的人，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骂人。即便没当着别人的面骂，总背着骂过；即便没骂出口，总闷在心里骂过；虽说骂了自己不大认账。鲁迅有专文谈国骂。咱们的国骂是个跟“我爱你”一样风行不衰的三字经，只不过把爱的对象提高一辈，爱的方式直接一点——算起来，骂人跟“食色”一样，算得“性也”，几于成为天生的特征。小孩子学说话时，往往最早学到的便是骂人话。我们学外地话以至外国话，也常是首先便学会这些花样无穷的切口——不用讲，诗词也可当为骂人花样的一种，有些作者忍不住在诗词里大动干戈。

诗词并非不能骂人，李白早千年便曾破口大骂过：“董龙更是何鸡狗”，等于说“猪狗不如”。好些人指责他太泼了。我觉得不必那样软着脸子温柔敦厚，恨急了鼓着眼骂骂无妨。嘻笑怒骂皆可入文章，不过，也有个标准，得“嘻笑怒骂皆成文章”才行。纯粹从泼妇口里掏来的原装货，进到文章里终嫌场合不对、水土不服；除非你意在描摹泼妇的口角，否则你自己的口角也只等于泼妇了。

黄庭坚讲东坡的文章妙天下，“短处唯在好骂”。东坡似乎没像李白那般骂，更不会学泼妇那般骂。我现在印象里只有一个东坡骂得较为镂心刻骨的例子。东坡给贬到海南之后，先住在公家的房子里，后来朝廷派一个叫董必的人来巡查，把东坡赶出去。东坡只好在桄榔树下结个简陋的茅庵，名字便叫“桄榔庵”。大概就是那时候，他写了一篇小寓言，讲自己去龙宫里，饮酒写诗，快活得很；可是龙宫里的鳖相公却跑出来指责他的诗有讽喻；东坡在寓言结尾叹道：“到处都给鳖相公厮坏。”鳖者，“必”也。这个骂法相当狡猾，而不直气，骂得来文绉绉的，一点儿不粗野。

在抗拒语言的粗野上，词比诗和散文更为贞洁些，别看它写艳情时那样放纵；它有点儿像女人，女人再水性杨花，太鄙的澜言污语总不易出口的。这个情况与词的产生、传统有关。它最早在歌筵舞席、勾栏青馆里由乐伎传唱——它出生低贱，分娩在寻欢作乐的场合，它生下来便贴着性过活，跟着爱情厮混，向着女人调情。所以它自然带有香艳、轻浮、柔媚的气质。它后来的发展，顺理成章地走婉约的路子。这便培养了它在语言使用上的口味：无妨香喷喷，但要软绵绵；臭烘烘、硬绷绷那是不行的。即便今天，恋爱过的男同志都心里有底，你不讲情话，开口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，女同志保准向你板黑脸、翻白眼，骂你一张乌鸦的黑嘴，总之没你的好果子吃。比较词而言，诗和文老早便跟广博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，甚至要干“载道”那样的重体力活。诗和文所以对语言的宽容性大得多。

唐末五代文人插手词的创作，但大半风调还走着老路子。看看《花间集》集便明白，那里边只很少一点写塞上、南国风物的作品，此外大半脂粉气扑鼻。《花间集》的作者之一欧阳炯在《花间集叙》里，自己都讲：

“则有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；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按香檀。不无清绝之词，用助娇娆之态。自南朝之宫体，扇北里之娼风。何止言之不文，所谓秀而不实。”

除《花间集》里像韦庄一点儿异数，要南唐到北宋早年的范仲淹、晏殊、欧阳修，甚至包括柳永——经过这些人，词的感慨才渐深，作者个人的经历、思想、修养一步步渗透进词的创作里来。女人味减退，文人气加重。东坡开始，把词的领域像吹汽球似的拓宽了，所谓“无事不可入”。不过，讲词对生活的覆盖面达到了诗、文的程度，那也未免夸张。

清朝词论家不惜声嘶力竭地推尊词体，用心大略类似政客发迹后想掩盖出生的低贱。只长耳朵的人也许瞒得过，不过，长了眼睛的便自己会读词了。出生、经历，总会对一个人发生影响，悄悄儿潜进他后来的个性里。譬如词在语言上，总体说来要比文和诗都文弱内向些。那些批评家自己也老对豪放派好些“粗字、率字”不满意，便出于这个语言限度感的支使。

要借词骂人，至少得有这个限度：它应该只叫人感到作者感情激烈，而不叫人闻到作者口舌薰臭，也便是说，你得拐着弯儿来骂，骂人时不能吐出骨头，落下把柄。有些古代批评家那里，你写词时用语太生硬、不软媚，他都跟你闹意见的；对诗和散文他们便宽容得多。当然，也许有人会说，一个作者连粗话也能入手便用，采纳人民语言最为彻底，古代把街谈巷语点瓦砾为黄金的东坡等人，都给他比下去了。我们不必这样袒护他。然而也不必把一两句粗话看得太重，他只骂了这一两回，并非成天骂、只会骂；他的骂除影响具体那首作品，对他的整个人品诗品，不构成多大威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