谱牒学

文艺批评虽不是谱牒学，而批评家都有谱牒气，爱追查一个诗人的祖宗，把古代相近的作家列为他的渊源。在崇拜祖先的中国古代、尊重传统的中国旧诗里，这个习气显得越加浓重；好像批评家干的活儿跟盗墓贼类似，穷挖人家的祖坟，峻刻地掘墓鞭尸，要逼供得死尸开口，承认他老人家所说千真万确似的。

听了批评家的发言，我常疑心，那位后代诗人是否真的揣摸过那位祖师的集子，向他的阴魂讨教过。至少后代常常自己没有自首，而只是批评家在那里做旁证——我们倒也弄不清是不是伪证。诗人对自己的创作，往往不像批评家那样有理性的、考究的认识，他写作时出于直觉、感性、下意识的不会少。当然，诗人自己也爱抬出古代大家来，为自己找身份、作广告。好比破落户把自己杜撰为从前的大家族，去吓唬别的破落户——有些诗人还真卖弄自己家世的，像陶渊明和杜甫便把自己的祖宗追溯为陶唐氏，自认为尧帝的后裔；李白更吹嘘自己是唐朝的皇族，只可惜朝廷跟他意见有点儿相左，一直不认他。

这些谱牒学都不必太认真。听惯了批评家的谱牒学，读者还容易造成一个误解，仿佛诗史只是诗史自身机械运动的结果，从而把作品与它的真正源头割裂开来；换句话讲，诗人的祖宗查清楚了，作品的祖宗便不见了。诗人听信了那些谱牒学，尤其麻烦，他受到引诱，可能自己割断自己的生机，掉转头向古人讨生计——批评家一替诗人查祖宗，诗人自己便不认自己的真祖宗了。诗终究是诗人自己心灵——他的情感、思想、经验的产物。一般的技巧、套路，可由基本的文学素养提供，未见得非向哪位古人的专店里去买；即便向特别一位古人学习，那也常出于他拍合了自己的经验、情感，搔中了自己的痒处，否则他不会叫自己感到亲切，引起模仿的兴趣，勾得人死心踏地跟着他转。

谱牒学的反对派为了跟它较劲，常提出“我手写我心”之类口号。清末的黄遵宪说要“我手写我口”，我不照搬他的原话，因为它心直口快，没有注意到“心口不一”这个惯常现象，口语未见得便是心声。这类口号当然可以补救把死人当活路的偏失，可是，对它也要警惕，它底下也藏有陷阱的。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抵挡某个古人的霸道影响，也很可能一般地抗拒向传统的学习，养成浮肿、浅薄的自大狂。对人生稍有阅历和观察的人都心知肚明，爱雄赳赳地喊这种口号的，百分之九十都是肤浅轻妄、急功近利之辈；真正能做出大创新的人，相反地对传统异常敬重，甚至对某些古人迷恋到不近情理的地步，他们中倘也有人唱高调，比例也小得很。轻浮者没有才能和毅力去占领传统，只得躲开它，又求功心切，自然狗急跳墙，“我手写我心”便是他们顶好的借口——我们前边讲到心口不一，在他们身上，口号并非心迹。好口号纵容了坏习惯，好理论实际会起坏作用，这种现象我们在人生、人世的各处都看得见。

理论与实践的别扭，是古来人类生活里极可注意的恒常状况，因为理论不会自动地进入实践，非得经过人转手，可是人非常不可信，他像贪官似的，什么东西经手，都得剥层皮。建造理论时，在逻辑上预设这个理论是普适的，人在它的逻辑范围之内；可是一到实践，不但实践由人把握，理论也由人选用、抟弄了，甚至连建造它也是人干的，在逻辑上它沦为人这个主体的对象。建造理论时，它跟实践是镜中映象那样的互相同一、互相重合的关系，经人一抟弄，它们同成为人的对象、工具，这个同一立即破碎，好比打破镜子，形影再不能看。这个问题关涉到认识论，也关涉到人在世界中位置、人与世界的关系，这里不便详谈。

单从理论上看，“我手写我心”也未见得圆通，因为找不到绝对的“我心”。心本身由外界薰习而成，而且随时流变。真正属于“我心”固有的，也许只有初生时的生理状况，它可能给外界的薰习加上限制、附带偏向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初生者的心理状况远远与诗心相离、写诗作不出。虽说做房子总得有地基，可是不能把地基便当为房子，躺在地上露宿过日子。自己的经验和古人的薰陶，便是建立“诗心”的两个因素——我不提当下的文艺氛围，因为它的影响可归并入经验和薰陶。我们的艺术素养，几乎完全来自于古人和传统。关于从古人那里培养诗心，清末民初的况周颐有顶亲切的描述，仿佛在他的《蕙风词话》里。当然，心一旦稍稍成形，它自己便会有意识地甄别、挑选外界的影响，并且在外力下持续地改变自己。比如小孩子下了地，便要讨吃喝，到处乱跑，不完全受生身父母的控制。这时便称得起有“我心”了。不过，这个心并不会心眼太死，而心地颇宽；它是开放的，无论对古人，还是经验；倘把它比方为房子，这房子当然上了门闩可以拒客，可是也终究开了门可以迎客。从前的古人、经验整合为心的模式、思想情感倾向，今后的古人、经验还会不歇气地来参与这个“心”。具体写作一首诗时，故意跟古人别扭，或者逮着古人不放手，这都表明心不够自由，而给古人牢笼住了。后者像幼弱儿童对父母的绝对依赖，前者也不过半大孩子跟大人的犟头斗气，只显出他们终是父母的孩子，受父母的控制。每首诗都是当下经验与心灵状态的杂交，古人没法拒绝，他已经躲在诗心的背后；古人也不消拒绝，假使这诗与古人相通，犯不着非跟古人较劲，因为那实际上是跟自己过不去。诗的本份该是自由地传达感受，而古人也自由地在诗作与感受中来往，他配了通行证的，想挡都挡不住。

创作里，诗人与古人的关系不可呆看；批评家的谱牒学也就不能死背。不过，谱牒学也自有功用，把诗人与古人类比、对比，我们对他风格的体认便更容易、更清晰；这好比舞台上拿各个侧面的灯光来照一个主角，他全身的细节便都凸露出来——这总比瞎子在半夜里摸象要来得划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