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判断与小结裹
我们前边提到，毛的诗风较为保守，落在传统的圈圈里。这话也许得做些解释。它不是说，毛泽东没有表现新思想。毛的确写到些古人没有的意思——尽管他做这点算不得特别成功——可是，这些新意思只用旧风格便可容纳，它们的特质，不跟旧风格不共戴天，而可以同居一个屋檐底下，相依相伴着过活。这话也并不否认，毛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，比方，他的想象便很可佩服。不过，想象并非毛家店独家经营的专利商品，想象力雄奇的作者不止毛一人，毛在他们里也还算不上第一人；传统从来就推崇而不排斥想象。毛的突出之处，依然处在传统的包容之内；好比孙猴子那个筋斗云，看来已经厉害得很，但他终究没有翻出如来的掌心。只有思想、长处的特征跟传统话不投机，传统已经管它不住、锁它不上时，它才像布袋里的钢锥，把传统穿个洞，脱颖而出，另辟新地盘，形成新风格。一旦它成功，它自身也变为传统的一部分，传流给后世，同时统制着后世，给后世树立一个栅栏，阻挡后人撒野的脚步。传统这东西顶狡猾，它很像一条河，这河不允许水跑到河床之外去，可是，一旦水真把河岸冲下一块，侵略过去了，那块新地盘立即、照样算为河本身的一部分。
古代批评家论诗，有“大判断、小结裹”的区别，钱锺书先生把它挖掘、标举出来，使咱们可以借来应用：毛在大判断上没有作为，只在小结裹上有所得。大判断的改变，意味着你对整个诗的理解发生了新见，而这往往由于你对世界的基本观感、态度转移了。如果调门放低些，不讲对世界感受的颠覆性改易，那么，至少，你对世界的好些经验、感受，遭到传统的忽视，因而旧风格不宜处理它，你得调整写作，低头躬腰去迁就它，你的风格也便跟传统错开。
我们今天对传统的印象，是以往传统多次把异己、异质的东西收纳之后的结果；好比穷人那件层层密密打上各色补丁的破衣服。传统演变的不同时期，补丁的数目、状况不同，人们对它的印象，也便极有区别。比如词里婉约称为传统的时候，东坡起来开荒出一片豪放土地，等于打下个大补丁，当时人会异常惊讶；而今天，婉约与豪放两个补丁并存在我们对传统的观感里，豪放引不起新刺激。经过一段长时间后，我们直接观感里豪放与婉约的距离缩小了，正好比隔着远距离看，两件东西会显得贴近。我们站在两个东西之间时，这两个东西一东一西、一左一右，绝然相悖，决不相混；等我们退远后，这两个东西同处在视线的前方，不再那样水火不容。我们现在读一首词时，甚至不留意它属豪放还是属婉约。由于我们对传统的印象是多种颜色参与、调和后的状况，我们便不易分辨出，古代哪些作家把他之前的传统突破了，我们读他的作品时，不像当时人那么眼目一亮——缘故是，我们跟当时人的参照系大不相同。
我不举古代的例子，举一个当代的，来看看大判断的变化。聂绀弩先生的《散宜生诗》我寻了多年，可是僻居乡野，没能找到。我只零散地见过他几首诗，现在抄四首在下边，出自林书先生《说“绀弩体”》：
《推磨》：
百事输人我老牛，唯余转磨稍风流。春雷隐隐全中国，玉雪霏霏一小楼。
把坏心思磨粉碎，到新天地作环游。连朝齐步三千里，不在雷池更外头。《削土豆伤指》：
豆上无坑不有芽，手忙刀快眼昏花。两三点血红谁见？六十岁人白自夸。
欲把相思栽北国，难凭赤手建中华。狂言在口终羞说：以此微红献国家。《清厕之一》：
君自舀来仆自挑，燕昭台畔雨潇潇。高低深浅两双手，香臭稠稀一把瓢。
白雪阳春同掩鼻，苍蝇盛夏共弯腰。澄清天下吾曹事，污秽成坑肯便饶？《清厕之二》：
何处肥原未共求，风来同冷汗同流。天涯二老连三月，茅厕千锹散百愁。
手散黄金成粪土，天将大任予曹刘。笑他遗臭桓司马，不解红旗是上游。
这几篇诗写那些琐碎、不入流、甚至极肮脏的劳动情景，都是聂绀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亲身所干的。我还记得别人所引他写汇报思想的一联：“文章信口雌黄易，思想交心坦白难。”我对聂诗有些想法，可惜读得太少，他的生平、心理，又不甚了了，未便妄谈。实际也不必深谈，只把这几首粗粗读过，便会感到它们跟传统的风调迥然有别；咱们碰见那些古怪人时，来不及细认他的特别处，早察觉他那股特别劲了。这些诗的字里行间，或浓或淡、或隐或显，飘散或者堆积着许多我们眼生的东西，像荒谬感、滑稽感。它时时在讽刺、自嘲。正因为这样，诗的意义显得特别复杂、游移，我们读来不容易捉摸得住——虽说我来谈它们，欠缺依傍，可是既把它们请来，又冷在一边不招呼，未免礼数不周，我还得硬着头皮、犟着舌头谈一点儿。
推磨的具体情景，不知是他牵着牛在转磨，还是他自己便当牛在转磨，不过，无关紧要。“春雷隐隐”写磨转动的声音，“玉雪霏霏”写磨出的细末从磨边洒出的模样，都相当贴切。“春风起，战鼓擂”、“春雷”等都是那个时代自歌自赞、描写形势发展的习用语，这联诗上句也许隐喻着时代风气。聂是鲁迅之后、继承鲁迅风骨有数的杂文家，曾把鲁迅的杂文用旧诗写出来过，他必定熟悉鲁迅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”那一句，我疑心聂的“一小楼”便用鲁翁诗意。时代铆着劲朝春天奔，只自己留在冬天里，给时代抛撇在一边——同时，也像他自己甘愿躲进这小楼里，把时代、春夏抛撇到一边，对时代的发展和自吹不大以为然、不大感兴趣。接下来一联，“磨粉碎、作环游”只是推磨的精当摹写，加进“坏心思、新天地”，诗意立即添加一个层次，像行尸走肉寻了灵魂来，显得饱满而活跃。上句讲出这些劳动意在改造思想。下句指着思想改造的后果，你可以纳入“新天地”——也就是上一联所谓“春雷隐隐”的那个世界；如果它不是被改造者的必然后果，至少是改造者的出发初衷。“新天地”一词极可注意。传统里，转磨的那个情景从来都是原地踏步、刻板无变化的经典隐喻，它像已经向“老套路”那个意义宣誓效忠过的，聂氏偏拉它来替“新天地”代言。整联里，跟转磨贴得紧密的只有“粉碎、环游”，“坏心思、新天地”实际是拉来的壮丁，可是聂氏偏拉个敌人来当这壮丁，终很奇怪——他是不是夹着舌头在说“天地”不会因改造而“新”？“不在雷池更外头”，表面看来，写这条磨牛诚悫、守规矩；暗底下是否隐示思想改造的目的便是叫人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使人变好的思想改造只是把人桎梏的思想圈套？他那个“齐”字，孤阳独长，在上下文里找不到根据，除非作者牵着牛一起转磨，两人齐步共进；但是不管如何，这个“齐”字可以对文意再加限制，把文意与“思想钳制”锁得更紧。
《推磨》还算意思比较爽朗的一首，《清厕》就更为麻烦了。《清厕》对劳动改造有点儿牢骚，对劳动本身又像怀着好感。散粪那样琐屑、污秽的劳动，给聂讲得成澄清天下的大任，似讽又似傲。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，不叫他干可有作为的本行，而罚他去挑粪；他把挑粪写得兴致勃勃，可是又拖出燕昭王黄金台的故典来，是自认挑粪便算国士待遇，还是故作反照？他最终像也便把挑粪当澄清天下的正务，是对时风的蔑视，还是确也觉得挑粪本身也可算大任？——跟旧文人不同，聂受过新思想的薰陶，对纯粹的劳动并不厌恶。毛爱用“红旗”字样，不过，他手里的“红旗”，只像古人手里的“龙旗”，是威风、赞颂的套语和标识。聂笔下的“红旗”便难讲不是句反话，但又并非悲愤的反击，而像感觉滑稽的反讽。他的诗思像鱼那样溜滑，我们不易捉得住，这一面由于他使出杂文家那些皮里阳秋的狡狯嘲讽、自嘲手法；另一面，我疑心这也是他下意识的一个策略，不想让咱们低着头死心眼儿盯着那些具体的诗意，他像巴望咱们眼界抬高一点儿，看看具体诗意之上的东西：作者怎么对待那些具体的诗意。他把改造与劳动、时风与自己的牢骚并放在一起，都算为可笑的对象，他要咱们觉察那些对象搅在一起时显示出来的荒诞意味、作家对它们的滑稽印象。
聂诗写法上最打眼的特征是：错位。我把《清厕》做例子来看看这个笔法。
“君自舀来仆自挑，燕昭台畔雨潇潇。”
古代绝句有一路写法，好搬地名，爱用秋、枫、雨、风等等意思不甚浓烈的字面，构成清远萧淡的意境。这类东西写得好时颇有风致，写得不切实时全成空洞的衣架子。清朝的王士祯便喜欢这一套。他倘看到聂的“燕昭台畔雨潇潇”当会觉得顺眼，拈髭点头。可是他倘看到“君自舀来仆自挑”，一定摇头，吹起胡子瞪起眼睛。他会感到两句完全不般套。俗语描写人以群分、话须知己，有所谓“秀才讲书，屠夫讲猪”，聂诗的下句便像秀才在谈书，上句两个老农商量着派任务，正近乎屠夫的讲猪；他偏把屠夫跟秀才捆到一处，这位秀才——屠夫同样——会感到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”。这两句气格上绝不相侔。下边一联，他用相当精致的文人笔墨来做对仗，而所写内容却是舀粪；真是“鲜花插到牛粪上”，两边又搭挡不来。“阳春白雪”意指高雅得无人能配，词本身也清雅；聂挖空心思找来俚俗的“苍蝇盛夏”跟它配对，我想“阳春白雪”这个词自己也会对聂的写法“掩鼻”。好些病态地讲究对仗的人，用事时只能汉人语对汉人语的，聂又一次点乱了鸳鸯谱。“澄清天下吾曹事”，讲得来字正腔圆、慷慨激昂，可是下一句，这位大英雄发表豪壮的宣言后，所干实事竟然只是对付一个粪坑。传统向我们灌输的阅读心理、经验给我们讲解的事理逻辑，都支使我们看诗时，对下一句有个大致的期待范围；而聂给出的答卷老出人意料，完全落在这个范围之外，我们心理上扑个空，不由得骇笑。正是这个错位笔法制造了落差、打破了和谐，叫咱们一跟头栽进荒诞别扭、突梯滑稽里。“天涯二老连三月”，很有古诗里流离落拓的意味，我们准备这二老遣“愁”的办法是饮酒赋诗或者登高望远，谁知那二老去散粪，锹上散出去的粪便就是胸中散出去的愁怀。李白一年“散金三十余万”，是极为豪奢的派头；大家讲“视黄金如粪土”一句话时，也无不神情兀傲，语调疏狂；聂“手散黄金成粪土”一句却仿佛说：别看我散出去的东西也金黄的好像黄金，实际只是粪便而已。比较我们的成见，又是个落差。这句讲得如此不堪，下句想该也类似——我们又失算了，他讲“天将大任予曹刘”；曹操对刘备讲了句名言：“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，”聂把挑粪的二老攀到那两位身上去了，口气不知多壮阔。古人又有名言说：“生不五鼎食，死即五鼎烹。”桓温见解相同，用语稍异，他这样表达：“既不能流芳百世，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！”文人学者们大半像独眼龙，只盯着“流芳”那一面；政客们像时髦语所谓“两条腿走路”的，并不偏废“遗臭”那一边，桓温那句话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政客行事的心理基础。聂《清厕之二》的末联，因“粪”及“臭”，由“臭”勾连到桓温。在当时的舆论里，聂自己便给判入“遗臭万年”一队里，“笑他”实际是“笑我”，笑人也就是自笑。“红旗、上游”在当时都属正面、神圣的官家语汇，可是聂通过桓温作介绍人，把它们与“臭、粪”配成眷属。
从诗里看，聂对改造、时风，都极有思考，虽说我们不大看得清他到底如何想；这便把他的滑稽与港派电影那样无聊恶心的搞笑区别开来。他极善做对句。像“雌黄”对“坦白”、“红谁见”对“白自夸”，这都是古人所谓借对、无情对；那些红、白、黄字眼实际意义常常不指颜色，而他把它们挑出来，利用双方表面都可指颜色这一点，组织到一起。这种对法作风巉刻，难度也极大，不是行家不敢试手的。有经验的读者看他的诗时，所以不会感到他那些错位的写法出于对传统的无知、修养的欠缺、笔力的孱弱。相反，我们只可能觉得诗里的荒诞、滑稽源于作者本人对世界的观感；他像屠夫赶猪似的，预先拿门板堵住了岔路，逼得咱们的感受只好朝一条道上走。我相当理解他做对句以至整个写诗时，为什么使出钻牛角尖那样的钻劲儿，落笔决不肯轻易草率；他不钻牛角，咱们就要钻他的空子，把他感觉为不内行、无能力、开玩笑了，他想传达的东西也便跟玩笑一起，给我们随手抛掉。
聂把那支“错位”的笔，描画出一个渗透荒诞、滑稽效果的世界。在他诗里，时风那样沉重压人的势力也罢，自己那样深重切身的苦难也罢——同时也包括自己的牢骚——都不能制服他的感受、霸占他的情绪，相反，它们都可以当为小孩子玩的积木，由他幽默地抟弄，搭成他的艺术景观。这个态度深可品味。当时受迫害的那些人，要么积威之下其心已死，自觉有罪，但求改造得合上头的圣心。要么心虽未死，而口不敢抗议、力不足以抗拒；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无罪，时风本身也对，只是错把自己投到时风的对面去了；他们甚至可能自觉无罪，罪在时风；可是，也不免明哲保身，敷衍得一日算一日。另一些人可能愈受压，心愈不死，心理反弹愈厉害，不但不自感有罪，反而越自觉正确，对时风态度越加激烈。在这些人身上，时风都会对心灵发生支配性的影响，不管把时风看得神圣，还是看得凶恶；苦难也会发生支配性的影响，无论把苦难当为赎罪，还是把苦难当为冤屈。苦难、时风都是严重而有份量、充实而有体积的。他们那颗心难得跳出两者之外，来控制、抟弄它们；就像孙猴子困在老君炉里，只能受猛火烧炼，身在其中，本事再大也无所施其技。聂那颗心要算异数，它不知从哪个缝隙里钻出来了。面前的这个世界那样地荒诞滑稽，便连自己的苦难牢骚也板结进荒诞滑稽里，可是聂那颗心超拔出来，并没过度地陷进悲伤、愤怒里，更别说绝望了——我得特别提到，聂的心灵状况跟古人像东坡那一型号的超脱大不相同，虽说我目前讲不清那颗心里到底有些什么——经过聂调侃、讽刺、幽默的描写，艰苦的劳动、可厌的改造，似乎便给征服了，他还能保持着快乐——并非乐观主义或者说盲目乐观主义者那样肤浅的傻笑，也并非遵命而乐的“革命乐观主义”者那种尴尬的假笑，还区别于古人失意时从老庄那里代款来的雅笑。这个征服当然出于高巍的人格、境界。我们注意到，他的人格境界跟古人不同，诗的某种基本态度也跟古人分道扬镳了。
我们从聂诗这里移开眼，回头看毛，立即感到他缩回古人队里去了。他显得跟前人更亲近，感受世界的基本框架大体与前人重合。像古人一样，他有建立功业的欲望，有扫空前人的豪气——我们还想得起豪气在聂诗里成了什么形容。他是非观特别分明，总觉自己简直一无不是处——虽说他之所是，恰是前人之所非。他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，满口颂赞，它不会错，也定能达到——虽说这个事业可能恰是推翻古人的事业。抛开具体的思想、具体的是非标准、具体事物的判断，在这些之上，有个基本的感受、理解、对待它们的框架，它像花香一样不着形迹地散布其间，也像背后的教唆犯一样暗底下左右具体的感受理解态度，或者说，它像写毛笔字所用的“米”字格，你所写的字无妨不同，每个字得按米字格来调理布局、安放位置。
无论毛的思想、是非标准怎样异于古人，那个感受框架还是老版本的。这是个方正、明朗、和谐的框架，也是古人、绝大多数常人的框架。而聂不同。他的框架里满处是别扭、错位、复杂、不协调因素，所以他笔下的世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荒诞、滑稽的可笑意味。毛的世界可是井井有条，事物各有其位，刻着鲜明不可移易的角色特征、道德特征，他感受的框架里绝容不下荒诞、滑稽那号捣蛋份子。世界在他心底里神情严肃、神圣，尽管正是他——和他们——把世界变得异常荒诞、滑稽，尽管聂那些感受也正源于他对世界的影响。毛的感受框架不跟诗歌传统牴牾，大判断不曾转移，因而他不必见异思迁，另辟新风格。他也遇到表现新思想的困难，但那不是铸造新风格的困难，而是旧风格之内，才气笔力、艺术手腕上的不敷用。好比走路，他并非到了异国他邦，无处投奔；而像在家门口，路都熟如指掌的，只恨脚软走不到。毛的新思想没有孕生新风格的潜力，所以他写得成功之时，恰恰是好的旧风格，而不是哪怕坏的新风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