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录：写诗与读书

迟钝的鱼雷快艇兄写过这么一首诗：

《见有人开“做诗必读书单”，打油一首》：
“今人读唐诗，唐人读木简。
木简望猿猴，猿猴翻白眼。”

这大概是大家争论做诗要不要读书时，他做的诗面发言，立场再明显不过，不大瞧得起读书的论调。猿猴朝木简翻的白眼，也就是鱼雷兄朝“必读书单”翻的白眼。“不读书”是个老调门，并不始自今天，即便在今天，它也不是鱼雷兄的独家法门。古人讲到相近的意思，比如这样质问“读书”派：今人读诗三百，诗三百的作者读谁？比较古人的讲法，鱼雷兄的劲力更强悍、口吻更斩截、文气更咄咄逼人。古人只从今人问到诗三百的作者；鱼雷兄从今人追到唐人，再从唐人追到木简，木简还不甘心地要追到进化之前；这个写法比古人添加了层次，有猛追穷寇、痛打落水狗的狠劲儿。追了这样远，到诗的本尾，那双“白眼”等于使出古代将军的一个杀手锏：回马枪，一枪致命，把那样强劲的追兵一下了断。追得愈凶，愈衬得这回马枪的威风。诗的语气并不慷慨激昂、语言也不道貌岸然――相反，它甚至不屑跟对手磨嘴皮子争辩，只翻一下白眼儿。这个诙谐、诙诡的细节，愈贬得对手的论点简直不值一驳。

这诗从内涵上讲来很偏颇，可是在艺术上，它把一偏之见表达得刻露――诗歌不是讲理论的方便工具，也许叫鱼雷兄用散文来全面地谈这个问题，他的看法没有这样极端、简单――在某种情形下，这诗的内涵有针砭作用；在另一种情形下，它的内涵会引人至歧途。那些把书本当写诗本源的人读到这首诗，当有棒喝之用――当然，他是否给喝得醒来、给棒子打得屈服，那是料不定的；最大的可能是，给喝得头顶冒烟、给打得跳起来反扑。另一些人本已轻妄浮薄，书本、传统根本入不得他老人家法眼的，这首诗给他们看，也许就免不掉愈加煽风点火、助纣为虐了。但是，这跟艺术关系不大，艺术只要把一个意思讲得刺眼锥心。

做诗要不要读书，聚讼已久，起头不知在何时，也不是一时半刻能息讼的，我也并不自命能做调停人，判断这无头之案――咱们讲得再多，也只好让它接着做无尾之案。今天看从前的争论文字，可能会发生误解。网上的格律之争，不是争要不要格律，而是争格律要宽还是要严；同样地，古人读书之争，也并非老老实实争“要不要”读书。譬如讲，完全不读书，诗是一定做不成的，因为不识字；诗终是有文字、文明之后才出得来的东西。这个道理一个小媳妇都知道――因为她自己便做不来无米之炊――更不说古代那些多少总有识见的骚人了。咱们不单要听他们口头上讲什么，还得留意口头上没讲而心头上先在的那些预设，死在句下的读法，不易了解前人的本意。我没有能力搜罗古人的言论，凭从前的含糊印象，再加胡乱猜测，所争大概是下边这些东西：对诗人来说，不怎么读书成不成？是多读好还是少读好？书袋可不可以掉？掉到什么程度不算出格？是该捧着书本来写诗，还是并不把诗寄生在典籍上？诗的根本是不是在书本和书本里的学问里？抑或别有来头？

杜甫的诗名怕是古今第一了。诗经与屈赋虽说大家口头上恭维得不得了，实际很少有人向它们学习。讲别人的诗出于诗骚，那大半出于拍马，讲自己承继了诗骚呢，大半出于吹牛。诗骚在诗界，颇有些品牌效应的；它的地位，也许近于英国那一类体制里的国王，名义上是统治者，实际只是个荣誉职位。后世的诗歌，大半说来，追源大致上只能早到汉诗。诗骚一般不是模仿对象，杜甫便不同了，他是没过气的偶像，从唐宋一直当到现在。我自己跟他不够亲近，没有留意过他的诗学见解。后世的读书之争，倒是跟他颇为相关。有人讲他深于文选学，可见他自己是很读书的；虽说他自述“读书难字过”，读法放洒得近乎陶渊明的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。他对读书也很看重，所以才狠着劲力、鼓着嗓子讲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不过，从这句里，还看不出他是不是把读书当为写作的根本，因为他话讲得不着边际，没细论读书对写作的功用究竟何在。前人对他的看法奇怪得很，简直针锋相对。像是黄庭坚，说他的诗“无一字无来历”，似乎杜甫跟他自己一样，是搬着书本来做诗的；可是另有人讲杜甫“怜渠直道当时语，不着心源傍古人”，似乎他又摇身一变而为读书的反对派。情况也许是这样，杜甫近似于寓言里的蝙蝠，鸟类会从他身上发现自己那个种族的特征：翅，而兽类也会从身上找到自己种族的标签：脚。从这点看来，杜甫也像是挂名在上、并无实权的英王了。杜甫自己究竟如何，咱们可以不管；与他相关的这两句话，倒讲完了读书之争的概貌。

宋朝的严沧浪做了个持平之论：

“夫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，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然非多读书，多穷理，则不能极其至。”

我大体上支持他这个似乎脚踩两只船的看法。诗的根本，确不在书本。不过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想讲的话，可能要给人当为读书派的。譬如我会这样讲：咱们处在传统的最尾端，不稍稍读书，略略知道一点儿传统的路数、积累，写出来的诗，肯定不会叫人觉得他是个内行。咱们跟古人有个不同之处，在古代，诗歌是最基本层面的文人修养，一般读书人都具备的；而今天，即便是读到博士后，也未必见过几首旧体诗。古人的话是在古代讲的，含有不前自明的前提，他们讲话的对象，是不必再多读书就足可写出诗作――姑不论好丑――的人；他们讲不读书，意思跟咱们望文生义的理解大有区别，基本的诗歌典籍根本不在他们所谓“书”里。现在呢，连写诗的那点儿起码的本钱，都算入“书”里去了。古人建完第一层楼后，再说“可以不盖了”，咱们可别误会他想学野人露宿，他不过不愿爬楼梯罢了。

尤其是，诗作可以不抄袭古人成品，诗心得自古人培养。古人早都入土为安，只留下书本做他的发言人、传声筒，把他向咱们转播，全不读书，咱们只算古人的聋子。天聋必定地哑，咱们不听古人拿诗讲话，自己也便没可能拿诗讲话了。

《庄子》讲过一个诱人同时害人的寓言：

“桓公读书于堂上，轮扁斫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曰：‘敢问：公之所读者，何言邪？’公曰：‘圣人之言也。’曰：‘圣人在乎？’公曰：‘已死矣。’曰：‘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粕已夫！’桓公曰：‘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！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！’轮扁曰：‘臣也以臣之事观之。斫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，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粕已夫！’”

道不可传，是庄子一派的重要观念，庄子在别处还讲：“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。今子之所言，犹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岂履哉。”也许有人会请出庄子做辩护律师，来控告读书派。庄子这些话，虽然雄辩生动，实际大有毛病的，得小心别传染上了。鞋印固然不是鞋子，可是没有鞋印，咱们便量不出鞋子的尺寸，不知道鞋子的质料、牌子、产地。这个道理，考古学家与刑事警察知道得最清楚，他们考证前人、搜捕犯人时，可没少向鞋印取证。一切的“所以迹”，也唯有通过“迹”，才暗示得出来，迹固然不是所以迹，可是去掉迹，所以迹便完全落空。迹是容易成障的，可是，那不怪它自己，而得怪咱们自己；迹自身不但无害，而且有用，但看你怎么样从迹里寻到它的阴魂――死掉不在场的所以迹。庄子的后学，便正是从《庄子》里传继了庄子的“道”――不管他怎样讨厌鞋印，他那只好鞋子，恰恰由鞋印留下来了，便连他讨厌鞋印这个意思，也是借着鞋印留下来的。我极爱庄子，受惠于他的正不知有多少，可是我从前忘恩负义，拿诗反驳过庄子：“古人之迹岂糟魄，轮扁盲瞽嘲桓公。钝者践迹共迹死，或者超迹通其宗。苟无一迹示所感，虚空撮响谁为雄？譬犹指月月非指，不经指指月亦瞢。”诗作自身当然只是迹，诗心可算得所以迹，咱们唯有涵泳在迹里，才可能领会别人的诗心，长养自己的诗心，此外没有他途。也许可以这样说得，诗那个“别材”，本身离不开书本。 读书还涉及更幽暗易被忽视的情况。旧诗是古代语言、风俗、文化等等古代生活的一切侧面共同培育出来的，它跟那个无所不包的大传统血缘紧密，不了解大传统，对旧诗的解会便不能深入。咱们看见一个人时，未见得对他长相有明晰的了解，可是，假如参观一下他家陈列的祖上画像，对他的特征便把握得不含糊了。古人自己生活在那个大传统里，因而他可能不必特别加料补课地研究大传统，自能应付阅读和写作。一个粗粗能做文字的古人，几乎已经在生活里把大传统收服了，他正是在它里边泡大的，他自己便是传统的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型；譬如说，除掉诗歌本行之外，其它必要的、基本的书本传统、修养因素，他已经具备。今天便麻烦了，古代的教育传统已经给腰斩，整个社会生活也大大经过切肢换血，简直像歌星整过容，叫人认不出来了。现在要对旧诗认得清、识得透，少不得要追踪古代那个生活传统。古人住家的房子已遭兵燹，咱们只能从废墟里，凭着胡猜瞎想，来把它重建。那个废墟，主要便是糟粕的书本――咱们把考古出来的实物暂且除外，它太专业了――不但诗歌读物，广泛说来，一切旧书都囊括在内。

我举个小例子，粗略看看咱们可能遇到的问题。严沧浪那段话里，不但提到“书”，也提到“理”。咱们如果想当然地把“理”字只理解为“道理”这类泛泛之意，便不大妥当。在宋人那里，“理”字并不像讲道理的人那样公正无偏颇，相反，它极有偏向，常常带着“性理、天理”的意味，暗暗散着心性之学、天道之学的气息，虽说不大着形相。宋朝特别发旺的“道学家”，又称为“理学家”，便正是讲心性、天道的，而且老把天道、心性两者连到一起、甚至混为一事。古人有时说到诗里可不可以入“理语”，意思也未必只指在诗里发议论，而往往也指谈心性之学。宋儒像邵雍，便最爱拿诗谈他的哲学。听说女诗人朱淑真的诗都讲道学、有头巾气的。钱锺书开玩笑说：传说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，这话未必是历史上的真事，从文艺史还是风格学上讲，倒不失为真理。钱氏自己做过这样的诗，没收入《槐聚诗存》的：“除蛇深草钩难着，御寇颓垣守未牢。”听说他非常得意这诗里用理语来写爱情。朱熹的诗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、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便正是谈他理学体会的，不过谈得不干瘪、枯躁罢了。像他的朋友辛弃疾便糟了。辛弃疾本是大好男儿，谁想到写起诗来迂腐到了家，他爱讲佛理，讲得又笨拙，跟朱熹全不能比；老实说，他谈理的诗简直一首也没法看；读了他的词，再读他的诗，不由得气闷。像这些情况，咱们除掉诗本身，还非得对古人某个时代的学术风气甚至学术内容有点儿印象，才能略明就里――咱们读书的框框，也就不能完全死限在诗歌之内。

“理”这个字还会引申出别的问题。从前谈诗，有所谓“理语”与“理趣”的区别。空口说它不清，拿些例子来也许方便些。我前边不要脸，举了一段自己跟庄子吵架的诗，那些句子便都是“理语”；不过，还够不上什么性理之学。辛弃疾有首吹捧儒家的诗：《语孟》之一：“道言不死真成妄，佛语无生更转诬。要识死生真道理，须凭邹鲁圣人儒。”这首诗里，他负面评价了佛道［好像不是哲学的道家，而是宗教的道士］，实际他对道家也有好感：《偶题三首》之二：“人言大道本强名，毕竟名从有处生。昭氏鼓瑟谁解听，亦无亏处亦无成。”他这人像大小统吃的，发挥佛禅的东西尤其多，我只举三首：《书停云壁》之二：“万事随缘无所为，万法皆空无所思。惟有一条生死路，古今来往更何疑。”《醉书其壁》：“颇觉参禅近有功，因空成色色成空。色空静处如何说，且坐清凉境界中。” 读《圆觉经》：“二十五轮清净观，上中下期春夏斋。本来欲造空虚地，那得许多缠绕来。”辛氏《语孟》那首，讨论的是各家对生死的不同态度。在生死这个老大难的题目上，道士一派要求“白日飞升”，连灵魂带肉体一起保存下来，结伴儿去天上享乐；降格以求，至少得“尸解”，把肉体那具拖不动的臭皮囊丢下，灵魂自己去天上做神仙。道家一派在言内不讲得这样刻露，可是在言外，终究预设有某个不死的感受性会长存，来体会随化迁而流走、变形的各种乐趣。佛家成立的一个基本心理基础，便是生死之关不得过；禅宗那样超脱的嘴脸，还念念不忘“生死事大”。儒门给自己悬的理想高得不得了，简直坐宇宙飞船也达不到的。他们想做到对死生完全无所负累。孔子讲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敢把死生这个大麻烦像垃圾似的随手扔到一边，不受它的拘绊――这个理想当然是不可能达成的――咱们可以不理会死生问题究竟当如何处置，可是，如果咱们对古人如何看这个问题一点儿印象也没有，辛氏这首诗便无从理解了。想要了解一点儿古人的生死观，也就非读一点儿书不可。

再退一步，回到“理语与理趣”的本题，连辛氏自己如何处置生死也不管，只问他在诗里如何写自己的处置见解。他的见解大致遵从儒家，可是讲得来干巴巴地，所讲全是道“理”，而无一句“道”得有“趣”。后边几首也害同一个毛病。他要么从逻辑的“理”路来讲道“理”，譬如“人言大道本强名，毕竟名从有处生”；要么照搬别人从逻辑“理”路讲出的“语”句，譬如“万法皆空、因空成色色成空”之类；这些讲话里，不含形象，找不到一点儿诗歌的风“趣”，他那条舌头好像在旧书里醃制过，干硬坚涩，咱们拿牙齿都咬不动的，更别说眼睛了――这类诗读多了，会把人读得眼如石硬。古代批评家倘看到这些作品，咱们不必征求他的意见，便知道他会讲这样虚玄的话：“有理语而无理趣。”辛氏讲理的诗像只有一首可以看得：“至性由来禀太和，善人何少恶人多。君看泻水着平地，正作方圆有几何。”这诗的末二句比喻很巧妙，不知是不是辛氏自己发明的。不过，批评家依然只会判它为“理语”，不说它有“理趣”。

咱们看看另外一些诗，批评家的观感，可能就不显得那么虚玄了。王维诗：

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

杜甫诗：

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”

常建诗：

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”

看到这一类的诗，古代批评家才会点头，说它“无理语而有理趣。”这些诗里的感受，都跟古人对天、道、自然、心性的领会有关。譬如“行到水穷起，坐看云起时”，古人不会以为它仅写一个人在野外有云水处散步憩息，而读得出自然“生生不息”的意态；也会觉察到作者那颗心，似乎化在自然里、化在生生不息这个状态里，简直寻不出明确的、有棱角的、可触摸的形相。杜甫那颗“心”，像孔子所说的，“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”，顺水而往，与化流迁；他此时的情绪、心态，也与外物相惬相安，共振共鸣，自在舒展之极。“山光悦鸟性”，鸟似乎不是作者的一个观察对象，而只是自然之中的自在之物；跟自然中的人一样，它也有性的；这个性也跟自然合拍，得到自然的呼应。当然，追到最后，鸟不可能不是作者的审美对象；可是这一点给屏遮在诗外了，在诗的意境之内，它完全没有挨作者的刻画、跟作者对语、随作者悲欢、与作者发生关系。“潭影空人心”，下过斋心、守一、致虚静一类心性功夫的人，立即会感应到这里边的空静澄明之境。

总起来看，这些诗跟古人所谓“理”暗底下相勾连，共穿一条裤子。可是，写法上它们跟辛氏完全不同。从前时代正恋爱而未公开的那些有情人，常常口头上不着边际地谈好女人的标准；咱们可别傻，实际他心里所想，一直是他那位情人的形貌和品性。这些诗一句不抄理学语录，也不谈理学问题，更不展览说理的推导过程。它们像正眼儿也不瞧一下“理”的，只王顾左右而言他，随手画个大概的意境；而意境包含着经性理之学改造过的心灵的状态、境界，使有经验者引起联想、得到感应。我觉得这类诗的写法，基本上套不进“赋、比、兴”那种分类里去。写诗时，跳开“理”的理论形态，而潜入“理”的心灵层面；绕过“理”的话“语”，而撷取“理”的情“趣”――这大约便是“理语”与“理趣”的分野。也许得提到，在古代中国，除墨子的逻辑学等少数异端外，其它像儒释道那些显学，最终都不是纯理性的学问，它们真正着眼点，在于变化心性。理趣诗跟中国古学的特点可能极有关系，因为古学里的“理”最终要进入心灵状态，所以古诗里的“理”才可能触及心灵状态；因为古学的“理”不仅是理性的思想，所以古诗的“理”才可以绕过理性的形态。

前边所引严氏的话说：“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那个“理”字可能既指讲性理，也指一般的发议论，他大概不满理学诗，也不满苏东坡那样“以文字、才学、议论”写出的诗。他接着讲“所谓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，上也。”辛氏和我的那首，便大“涉理路”、尽“落言筌”，要么背语录、要么辩嘴巴。假如他看到王维等人的，应该很高兴，那些诗能满足他订下的苛刻标准：因“多穷理”而“极其至”，又不因理成障，以至于“涉理路、落言筌”。

我估计当代人未必对这些诗的意境真有几成领会。因为大家缺乏古代心性、自然等等方面的熏陶，不但理论上，尤其是实际的修养、体悟上；这样，咱们的心灵状态离它太远，找不到进入诗境的路条。当代的旧诗人，几乎完全不能写这路理趣诗，此中可见消息。当代跟古代比较，生活自身以及对生活的态度，已经大变模样，咱们的心灵跟古人也就有一部分错开了。古代哲学对自然天道的体会、古代哲人对心灵精神的澡雪、古代心灵把自然与心性打成一片，等等，在今天已成绝学。最乐观的估计，当代可能还有极个别人躲在时风不到处，把古学抱残守缺；不过，那已经成不了气候了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的写作和阅读里，那类诗当然会光芒暗淡、最终身影消失。可是，如果咱们要真切地了解旧诗，便得从书本里补这一课。

总之，我觉得书是该读的，而且读得愈多愈好。只要是你去读书，而不是书来读你。你去读书，可能把书读活；让书来读你，它免不掉把你读死。可是写诗时，咱们不可太靠书本吃饭，否则那诗便不饿死，至少营养不良，模样不大看得。譬如有理趣的那些诗，显然是深于书本的，可是写诗时，作者背上全不背书包――他把自己完全放学了。咱们对书本，也许该采用机会主义的态度：写诗时把书本抛开，抛得愈远愈好；不写诗时立即把它抱回来，抱得愈紧愈好。